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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0章（第1页）

把自己当做&ldo;御史&rdo;的傅斯年，因其本身在政学两界非同寻常的人脉背景，以及傅氏本人独特强悍的处事方式和能力，最后得到了&ldo;老大&rdo;蒋介石的尊重。

蒋的尊重又加重了傅斯年以整个身心拥护国民政府的因子，对国民党和政府核心特别是蒋介石本人，越发抱有真诚的希望与幻想，这也就是为什么傅斯年参政后，一直以&ldo;御史&rdo;角色频频出现并与当朝皇亲国戚孔祥熙、宋子文之辈叫劲对垒的根由。

傅当选国民政府参政员之后的一段时间，常在重庆的集会场合对党国大事发表&ldo;宏论&rdo;。

据他的老友程沧波说，忽一日，傅论及当时国民政府五院院长。

论孙科，说：&ldo;犹吾君之子也。

&rdo;论于佑老，乃是&ldo;老党人且是读书人&rdo;。

论戴季陶，说：&ldo;阿弥陀佛。

&rdo;论到孔祥熙，高声呈义愤状：&ldo;他凭哪一点？&rdo;[24]

后来，傅斯年一直抓住孔祥熙、宋子文死死不放，蒋介石无可奈何，最后不得不把孔、宋分别从行政院长任上卸下来‐‐当然，这是抗战胜利之后的事了。

傅斯年既然对&ldo;老大&rdo;介公和其操控的党国政府深以为然，且大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之观念，这就决定了他与陶孟和虽同住李庄一隅之地，却&ldo;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rdo;的政治宿命。

如果仅是老死不相往来，陶、傅之间的关系或不至于闹到决裂甚至反目成仇。

但是，既然同在中央研究院这个大铁锅里摸勺子吃饭，筷子与碗的相碰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何况有时候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陶、傅二人的分裂围绕&ldo;进军西北&rdo;事件很快展开。

1941年年初，身为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研究院代院长的朱家骅，电召正在齐鲁大学研究所任职的顾颉刚到重庆办《文史杂志》。

朱要顾去重庆的目的，不专为编《文史杂志》，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帮他做边疆工作。

时朱家骅在组织部办了一个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他自兼主任，顾到后为副主任，主持委员会日常工作。

这年的10月12日，对&ldo;边疆&rdo;问题极为热心的朱家骅发表了《西北建设问题与科学化运动》一文，鼓动科学工作者&ldo;到西北去开辟一个科学的新天地&rdo;，使原已兴起的&ldo;西北热&rdo;再度升温。

顾颉刚感念朱家骅对自己有知遇之恩，上任后请了费孝通、韩儒林、李安宅等蒙、藏、阿拉伯、暹罗、安南诸种语文的专家操作起来。

许多年后，石璋如回忆说：&ldo;这时政府跟民间都弥漫一股西北热。

民国三十年于右任赴敦煌考察，归后盛赞敦煌景致，另外也有与我们关系不大的艺术考察团去，而更早些时候张大千已经去敦煌了，各界因此纷纷组团去西北。

&rdo;[25]

这一情形的出现，除了社会各界人士的热情，与最高领袖蒋介石的政治考虑与支持鼓动密不可分。

早在几年前，蒋介石就意识到西北在政治上的危险，特别是新疆土皇帝盛世才公开对抗中央，屯兵新疆，对中央政府构成很大威胁。

而盛世才与苏联关系过从甚密，强大的苏联或明或暗地打着新疆的主意，时刻准备将其吞并，划入苏俄红色帝国版图。

面对这种危局，蒋介石先是忍而不发，直到1941年德国进攻苏联，斯大林无力东顾，蒋介石才趁机出动，先派朱绍良统率重兵于河西走廊，对盛氏集团形成一种强大的威慑力。

1942年8月，蒋亲自乘机赴西宁、酒泉等地视察，以软中带硬的手腕解决了新疆问题，骄横跋扈的盛世才表示臣服中央政府。

西北视察归来，特别是降伏了盛世才之后，蒋介石精神振奋，同时进一步认识到西北对于中央和整个国家的重要性，遂提出&ldo;西北不但是我们抗战的根据地，而且更是我们建国最重要的基础&rdo;的主张。

蒋的演说，立即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ldo;&lso;开发西北、建设西北&rso;等口号风起云涌，颇有雨后春笋之势&rdo;。

[26]

在这股大浪高潮声中，作为中央大员的朱家骅不甘落后，为了迎合蒋介石的主张，他突发奇想，提出了一个&ldo;进军西北&rdo;的计划，让李庄的陶孟和把社科所办到西北去。

此事得到了原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处长蒋廷黻的赞成，二人一拍即合。

朱家骅找来陶孟和协商，陶当即表示同意，并慷慨激昂地表白道：&ldo;当此之时，有可服务国家之处，当决然担任。

&rdo;朱家骅一看这阵势，立即让陶孟和拿出一个书面计划面呈最高领袖蒋介石批示。

陶孟和很快把计划弄将出来，意在把社科所搬迁到兰州，专就经济及文化接触两项进行研究，并请蒋廷黻转呈介公审阅。

老蒋看罢，认为这个计划正是深入贯彻自己这个最高领袖指示精神的体现，当然乐观其成，只是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批示要社科所迁到兰州以西的地方去。

这个批示令蒋廷黻和朱家骅大感意外，不知老蒋心中搞的什么鬼把戏。

凭当时的猜测，蒋介石可能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想让陶孟和的社科所像外国传教士一样在西北乡村建立工作站，以考察民情、民风为名，潜伏于社会各阶层中，密切关注和监视对中央政府形成威胁的外在危险力量，实际上相当于中统和军统的工作站，以搜集情报为职业的特务机构。

然而，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是一个公开的学术研究机关，所做的事和追求的理想自然是学术事业，不可能变成一个挂着羊头卖狗肉的特情机构。

既然介公已作批示，又不能送回去重批，在无力回天的情况下，为了安抚兴致正浓的陶孟和，蒋廷黻、朱家骅二人想了一个对策，由蒋廷黻出面写信给陶孟和，说道&ldo;无以介公批了迁兰州以西而失望。

若干工作仍可在兰州作，只是牌子挂于兰州以西&rdo;[27]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