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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第1页）

便是指的这件事。

杨吉甫经常和妻子来夏家聊天玩耍，友谊颇深。

关于这件事，当时我觉得一位留美经济学博士回国后，居然会找不到工作还受侮辱，很为他不平。

现在回想起来，这也不足为怪。

在那种社会制度下，像他这种遭遇的人，又何止万千？！

当时我每天耳闻目睹的都是一片乌烟瘴气。

觉得中国与日本社会迥然不同，多么落后。

加上夏家六房人，大都是整天不务正业，坐吃山空的角色，子女也跟不上时代，受不到新教育，这样下去，家庭前途不堪设想。

二、办女子织袜厂与黄包车公司

由于我少年时候贫困生活的印象太深，所以十分同情劳苦人民。

以后，又受了日本明治维新后“大正”

年间的所谓铲除封建思想的新教育影响，加上“五四”

运动后，我常在书刊上看到和听到谈起的女权、女子职业等这些问题，很是兴奋。

自己也深深地体会到生活在这种男子为中心的社会里，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女人总是没有真正地位的。

如果经济不独立，就谈不上什么“女权”

。

所以想办一个女子织袜厂，改变四川闭塞的风气。

那时候，成都开设了几家黄包车公司。

我听说黄包车的租价很高，穷人们有时拉一天都不够交车租。

我很为他们不平，就联想到幼时父亲拉黄包车也受尽这种高租的苦恼，所以，我要办一个以低价出租的黄包车公司。

我若能办成这两件事，为妇女、穷苦人做点事外，还可以赚钱为家庭经济打开一条出路，在旧家庭里起到示范作用；显示一下妇女同样有赚钱的本事，和男子一样可以独立创办企业。

但是怎么和丈夫说呢？我考虑再三，最后，就这样告诉他：“为了增加家庭收入，我愿办这两件事，你看怎么样？”

他一听，可以赚钱，居然答应了。

这时，大约是1923年至1924年（民国十三年）。

此后，他仍旧抽他的鸦片烟，打他的牌。

我就谢绝一切无聊的应酬，开始在正屋后面，把原来的马厩、猪圈全部拆除，加上些空地，开办了“富样女子织袜厂”

，门市部设在东胜街，聘请了两位男师傅，女工都是附近贫苦人家的女子。

我经常叮嘱她们；好好努力，学会本事，自己若能在经济上独立，要花钱自己有，多么自由，谁也不敢随便欺侮你们。

我当时认为妇女只要有了职业，在经济上能够独立，就能男女平等了。

这家庭女子织袜厂，当时在成都还是创举。

记得国民党人来我家，时常赞道：“你们家里前面琅琅读书声，后面一片织机声，真是朝气蓬勃，好一个文明的家庭。”

心想：唯一可惜的，便是还夹杂着烟盘旁边的雀牌声。

约在1926年，我在隔街的少城桂花巷租进房子，创办飞鹰黄包车公司，由我父母协助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