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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0章（第2页）

组织上硬说我是拿了帝国主义者的钱，一定替他们做事，并怀疑我带着任务返国的。”

我听了遂将多年家书一小箱送去协助审查，后经弄清楚国璋无任何历史和政治问题始告结束。

从此，国璋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但工作仍然积极，当时派国璋为首长作口译工作，以示信任。

首长有周总理、刘少奇、彭真。

国庆节招待外宾宴会及在中南海宴请外宾时，国璋均在座翻译。

后来连升三级，工资由四十元增至九十元。

继后，调北京大学任教，再去北京图书馆任要职，工资不变。

国璋因有幼女小宏和看护孩子的保姆，入不敷出时卖物贴补，有次将西服上装拿去东单委托行卖了五元，带回五角钱一块小蛋糕给小宏吃。

国璋女生性好强，生活艰苦，从不求人。

在漫长的岁月里，经济困难，苦度生活，养育小宏的成长是很不容易的。

那时我手头亦不宽裕，有个时期我按月补助她四十元。

她响应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从1958年2月大跃进起至1960年秋，她曾参加过三次，共约一年时间。

她腰脊有病，我怕她不能胜任，但她病发回来后依然兴致勃勃。

继因婚姻问题，于1963年秋，带小宏女去香港与当地钢铁公司总工程师、广东人陈德健结婚。

陈德健疼爱小宏如掌上明珠，几十年如一日，养父品德如此世上稀有。

可敬、可佩！

因当时国内“文化大革命”

难于返回，在香港大学图书馆任馆长，工作了一个时期。

终于侨居美国任洛杉矶图书馆馆长。

继后工作和研究文物至今。

当时，国璋带女儿小宏走时，事先我并不知道。

有天下午外孙女小琪午睡醒来老哭，我哄她说：“小宏姐姐上学就要回采了，别哭。”

“她妈妈带小宏姐姐坐火车走了。”

我惊讶，立刻打开五斗柜，见小宏的抽屉果然全空了。

我又气、又疼，病倒了两周。

在病中张执一同志来家劝说：“国璋母女去香港是为婚姻问题，经统战部批准的。

想开些吧，健康要紧。”

并给我一封国璋女留给我的信。

我无勇气拆看。

女儿们再去美国时，正是“文化大革命”

前夕，我在文革中被“四人帮”

关押狱中五年余。

我和女儿、外孙女们像断了弦的乐器，十几年彼此无音声！

在此漫长的岁月里，除在狱中五年里我将脑子真空外，经常为想念孩子们而梦醒。

尤其是梦见国琼女弹练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她把曲子的内容、情节弹得烂熟流畅，扣人心弦，当她弹到主旋律时，我就边哼边流泪，甚至哭醒坐在床沿上流泪满面，有时离床，在室内踱步、喝水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