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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第2页）

可是梦想毕竟是梦想，半夜里，五个大汉惊破了他的梦和我的梦，他被捕了。

这是一九五三年的事。

那时严侨三十三岁，我刚刚过了十七岁。

严侨被捕时我还不知情，第二天的中午，爸爸从一中回来，说到一中传出严侨被捕的事，我听了，十分感伤。

我的感伤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照顾严师母和三个小孩。

那时一九五○年生的大女儿严方才三岁，儿子严正尚小，小女儿严谅还在怀里吃奶。

我跟严师母商议多次，一筹莫展。

我那时休学在家，只是高三上的学生身分，家里又穷，没有任何收入，实在愧无以帮助严师母。

我只好饿早饭不吃，存了一些钱，送给了严师母，后来我爸爸知道了，严肃责备我不可以这样做：「严侨既然被捕了，谁还敢帮他呢？」这是爸爸的理由。

这种理由是缺乏同情心的，但是在国丄民党的苛政下，同情毕竟是一种跳到黄河洗不清的「危险品」，在阴影幢幢的株连下，残存的一些道德质量，也就备受考验了。

虽然如此，严师母和我，总希望血缘关系和亲属关系上的帮忙，或能免掉国丄民党的嫉忌。

因为这种关系毕竟是血亲问题，总不是政治问题。

在一阵日子拖过后，严侨毫无音讯，严师母和我商议，决定北上投亲，她希望辜振甫等能施以援手。

就这样的，严师母收拾残破的一些家当，带着三个小孩，含泪北上了。

严师母北上后，没有任何消息了。

我个人也忙于大专联考等，没有再能做什么。

严侨和严侨一家，就这样在台中育才路消逝了。

我有时夜里散步，经过严家的旧宅，遥望院里的一片浓荫和屋里的一片死寂，内心悲凉不已。

在我思想成长的过程中，严侨虽然对我已是「过去式」，但他的伟大人格、他的声容笑貌、他的热情犀利、他的悲惨人生，却对我永远是「现在式」，他是我人格上的导师，我庆幸在我一生中，能够亲炙到这么一位狂飙运动下的悲剧人物，使我在人格形成中，得以有那种大陆型的脉搏、那种左翼式的狂热、那种宗教性的情怀与牺牲。

在这些方面，严侨都给了活生生的身教，也许严侨本人并不那么丰富、那么全面、那么完整，但对「少年十五二十时」的李敖而言，无疑的都成为我的导师。

最后，虽然导师倒下去了，但他的学生还在前进，──他的学生没有倒！

虽然此后几十年，这个学生一路风霜、二进牢狱、三生无幸、九死无悔，但是，这都是求仁得仁、都是种豆得豆。

十七岁对我说来，彷佛是阿基米得杠杆理论中的支点，我虽没举起地球，但我举起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