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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第2页）

我自己也想到，我应该做些什么呢？我是个书生，是个没有权的新闻记者。

&lso;百无一用是书生&rso;，惟有这个时代，表现得最明白。

想来想去，各人站在各人的岗位上，尽其所能为罢，也就只有如此聊报国家于万一而已。

因之，自《太平花》改作起，我开始写抗战小说。

&rdo;的确，从1931年&ldo;九一八&rdo;国难后，他立即就开始写抗御外侮的文字，小说、诗、散文，都在大力宣扬抗击侵略，民族自强。

《太平花》这部小说，很能说明那时父亲的思想。

此作连载于1931年9月1日至1933年3月26日的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

这原是一部反对内战，控诉军阀争夺地盘，使百姓家破人亡的小说，但是小说连载不久，&ldo;九一八&rdo;事变发生了，全国人民同仇敌忾，要求武装救国，而《太平花》表现的却是非战的和平思想，和当时气氛是有些不相时宜的，父亲有感于此，正在苦思冥想，如何改动？报社的编者也有同感，写信来问父亲，何以善其后？父亲考虑只有两个办法，一、书的立意，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故事变成抗战。

二、干脆，把这篇&ldo;夭折&rdo;，另写一部。

考虑来考虑去，还是采用了第一个办法，于是从第8回起，父亲做了大幅度的改写，由于是个大翻个儿，比另起炉灶要难多了，父亲费了大力气，整整想了一个礼拜，才动的笔，父亲果然是倚马才高的人，这样的陡然的大转弯，他居然不落痕迹地改写得顺畅自然，所谓&ldo;羚羊挂角，无迹可寻&rdo;。

故事变成：由于外寇侵袭，交战双方认识到同室操戈不对，一致言好御侮。

1933年春，全书写完，共36回。

到出版单行本时，又把描述内战的那一段删去8回，补写两回共缩为30回，在上海出版。

1944年，上海原书局负责人也到了重庆，告诉父亲此书是被日伪查禁的，还带来了原书，请父亲审阅，准备在内地印行。

不想父亲再看此书时，常常被引得哈哈大笑，因为书中描写的抗战军事行动太幼稚、太外行了，如果原封不动地出版，会让经过了8年抗战的国民笑掉大牙的，所以迟迟没有动手。

1年后，抗战已接近全面胜利，父亲认为必须要对这艰苦卓绝、旷日持久的民族保卫战进行反省和深思，虽然我们要讴歌全国人民可歌可泣的抗日事迹，但是也不该忘记内战的祸害，若不是长期的内战内耗，国家的元气也不会削弱到如此的地步。

因此，他又来了个第二次修改，仍然把命意着重放在内战、削弱国本上。

但是事隔十几年，当年内战带给人民的灾难的具体素材已不大记得，而从前搜集的材料又因8年的抗战，早已不知下落，只好把内战的内容改为主角故事的发展，并将回体改为章体，30回删去10回，又重新写了6章，变为26章，于1945年5月出版。

父亲告诉书局，今后出书，以此为准，并要求将纸型销毁。

《太平花》的两次大改写，反映了中国近代史上两次大事件，也反映了父亲在事变中的思想变迁，如果能把报上的连载，及第一次单行本、第二次单行本，都保存下来比较的看，是一件很有意思和很值得深思的事。

和《太平花》堪称姊妹花的是《满城风雨》，此书连载于1931年1月18日至1932年10月8日北平《新晨报》。

这部书不仅揭露了军阀&ldo;内战内行，外战外行&rdo;的丑恶，而且也揭露了&ldo;外寇&rdo;残害中国人民的罪行。

这里的&ldo;外寇&rdo;，当然指的是日寇。

这一时期，父亲创作的最主要御侮小说，还应是《弯弓集》。

1931年&ldo;九一八&rdo;事变和1932年&ldo;一&iddot;二八&rdo;事变，使父亲感到可痛、可耻，于是他在1931年底和1932年初，用了两个月时间，写了这部《弯弓集》，他在自序中痛陈&ldo;寇氛日深，民无死所&rdo;，深感&ldo;心如火焚&rdo;，接着他说明写《弯弓集》的本意：今国难临头，必兴语言，唤醒国人，必求其无空不入；更有何待引申？然则以小说之文，写国难时之事物，而贡献于社会，则虽烽烟满目，山河破碎，固不嫌其为之者矣。

……吾不文，然吾固以作小说为业，深知小说之不以国难而停，更于其间，略进吾一点鼓励民气之意，则亦可稍稍自慰矣。

今国难小说，尚未多见，以不才之为其先驱，则抛砖引玉，将来有足为民族争光之小说也出，正未可料，则此鹅毛与瓜子，殊亦有可念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