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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7章（第2页）

本来很多人在中学时期不错，一考上大学就变了。

争夺青年的斗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确实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西方一些人寄希望于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人，可以说部分地实现了。

在匈牙利、波兰实现的部分很大了，南斯拉夫也剩下不多了。

赵紫阳不让我们批评经济理论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结果人家就扩大阵地，扩大影响、他一提出，改革进入新阶段，必然要改变所有制；政治方面的改革，必然是多元化，允许不同政见的合法存在，允许反对派的合法存在。

耀邦的去世，本来搞悼念活动，结果&ot;精英&ot;在那里闹事，就改变了你的悼念活动。

本来开个追悼会寄托哀思，他们却提出，要为耀邦平反，要为在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时被打击的人平反。

那就是要改变历史。

说准确一点，他们借口为被打击的人平反，就要把一切搞精神污染、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以及思想感情上有这类错误倾向的人，统统在他们的旗帜下团结起来。

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把不应划为右派的许多人甚至很多好同志定为右派，后来平反又扩大化，确应定为右派的少数人也平反了。

邓小平同志一再指出，反右派是正确的。

例如戈扬这类人，过去确实是右派，现在还是没有改造好的右派。

&ot;文化大革命&ot;时期是造反派，比如阮铭。

有的老同志说，我们这些人，有些人&ot;文化大革命&ot;是挨整的对象，现在仍然还是挨整的对象，那时说我们右，现在又说我们&ot;左&ot;，我们被批为一贯错误，批我们的人，当时正确，现在还正确，实在奇怪。

我同赵紫阳争论的次数不少，其中最尖锐的是198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我的出发点完全是好意。

他说，十二大以来，一直讲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存在多种经济成份和经营形式，他主张改称为多种所有制形式。

我觉得无所谓，经济成份，经济形式，所有制形式，无非是对同一问题的几种提法。

后来他讲到发展商品经济这一段，我记得其中有一句话，他说，&ot;发展商品经济，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ot;，还讲了其他一些话。

我说，前面讲了，多种所有制形式，后面讲发展商品经济时只说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前后不能呼应。

我说，这种提法可能导致两种理解，一是不同成份、不同性质的商品经济，都叫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另一种理解，我们要发展的商品经济只限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为了前后衔接，应在提法上加以区别。

是否可以说，发展商品经济，主要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他一听这个话，马上就火了，说你这是在搞繁琐哲学，结果就要干扰改革开放。

我说，我不同意你这个看法，我刚才讲得非常明白，你的这个定义式的断语，同你前面的说法不一致，两种理解中不管哪一种都不对，我们现在不能只允许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而不允许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也不能把非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统统叫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这时万里同志插进来帮腔说，我知道，你同胡乔木都不赞成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提法，胡乔木甚至说这种划分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万里讲的时候火气不小，声音很大。

我说，我们在这样的会上不要发脾气，发脾气不利于解决问题，还是心平气和地讲道理好。

这样一说，万就不吭声了。

后来我就此问题又同赵紫阳继续争论，争了约有20分钟。

耀邦在一边听，不搭腔。

我同赵紫阳争的结果，还是他妥协。

他说，好吧，好吧，发展商品经济从总体来说，是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我说有了这句话，也就可以了，我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