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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第2页）

&rdo;（33）因此下令各地加紧搜括，藏银一律解送京师。

这种竭天下之力以奉一人的做法，终于导致了内外交困，加速了国家财政的全面破产。

国家财政既陷于绝境，皇帝的内帑又舍不得往外拿，为了应付日益增多的军费开支，朝廷就不断地加派赋税。

关于明代赋税的加派，一般只讲主要的几次。

万历末年，辽左用兵，每亩加银九厘，一共加赋五百二十万两。

这是明末农民大起义爆发以前朝廷加派的饷银。

崇祯三年，再按亩加征三厘，加上万历年间的九厘，每亩共征一分二厘，统称辽饷。

这是在明末农民战争刚开始时加派的情况。

此后，崇祯十年，根据杨嗣昌的建议，天下按亩加粮六合，每石折银八钱，共增赋二百八十万余两，称为剿饷；崇祯十二年又以军费无着，加派练饷七百三十万两。

先后共增饷银一千六百七十多万两，超过常年岁入一倍以上（34）。

直到明王朝灭亡才停止了崇祯年间的加派。

剿饷和练饷的加派，虽然不能列为引起明末农民战争爆发的原因，但这里连带叙述一下，可以说明明王朝这种饮鸩止渴的办法，起了为渊驱鱼的作用，加速了自己的灭亡。

明末的加派并不只是三饷，宗室的禄米和赐予的庄田，有不少是通过加派赋税来实现的。

明宗室的人数大约以三十年翻一番的几何级数增加。

中期以后，单只支付这数以万计的龙子龙孙的禄米，就成了国家财政和地方开支的一个严重的问题。

为了应付这个难题，地方官员只有一面对宗室拖欠，一面向农民加派。

以陕西白水县为例：&ldo;嘉靖加派一百八两八钱七分，万历加派七百三十五两五钱五分，俱系宗室日繁，剜肉医疮。

&rdo;（35）明后期赐予新封亲王的庄田，动辄万顷，实际上天下根本不存在这么多无主的&ldo;闲田&rdo;，除了&ldo;尺寸皆夺之民间&rdo;以外，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加派取得租银来顶替的。

如河南息县，额派福府地一千一百五十七顷三十二亩，就全部是&ldo;在本县条鞭内一例派征。

&rdo;（36）瑞王的二万顷赡田，也完全是靠陕西、河南、山西、四川按分摊田亩数加派赋税来取得租银的。

（37）

此外，还有临时需索。

崇祯年间，给事中孙承泽在《劾军前私派疏》中说：&ldo;忆臣待罪县令时，倏奉一文取豆米几千石、草几千束运至某营交纳矣。

倏奉一文买健骡若干头、布袋若干条送至某营交纳矣。

倏奉一文制铜锅若干口、买战马若干匹送至某营交纳矣。

并不言动支何项钱粮，后日作何销算，惟曰迟误则以军法从事耳。

……是以私派多于正赋，民不堪命，怨声四起。

&rdo;（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