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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 南方乱局（第2页）

国社党希望彻底北伐，推翻军阀，建立党国，为了这个目的，可以暂时与“帝国主义”

达成和平妥协；劳动党秉承共产国际“坚决反帝”

的指示，宁可中止北伐，也不能中止对“帝国主义”

的打击。

国社党不认为大明的阶级矛盾已经激化到必须暴力革命的地步，所以希望将工、农运动保持在一个适可而止的限度；而劳动党则根据其阶级斗争理念，在工、农运动中一味过激左倾，这种分歧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大革命后期，随着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某些“左”

的倾向滋长起来，如工会、农会成了第一政府，工会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错误的以为打倒一家洋行或一家商店就是打倒整个帝国主义，而中国的中小资产阶级多是洋行的代办，这样就迫使他们停业，使劳资对立日益严重，实力商家群相离汉，而小商小贩则感到恐惧。

农村中由于“有土皆豪，无绅不劣”

口号的提出，侵犯了自耕农和中小地主，“使中小土地所有者出身的军人与乡绅、掠夺者结成反共产主义、反农民的战线”

。

如夏斗寅的十四师，军官们很多是湖北地主出身，也是湘鄂一带地主土劣的避难所，夏斗寅则成了他们政治上的代理人。

所以他叛变时，打着联合城乡中等阶级——中小商人、小地主、手工业者、知识分子的旗帜，喊着“为民请愿，班师东下”

的口号。

中国劳动党在5月18日的《告民众书》中，特别揭露了夏斗寅的这一阴谋，并指出中国劳动党“不但不是反对中等阶级，反而是和他们结合联盟。”

“反对在乡村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官和士兵的土地，更主张没有土地的军官及兵士分得土地，没有反革命行为的小地主得享完全公民权利，并得参加乡村自治机关”

。

“城市商人得享有完全参政权和公民权”

。

1926年国社党二大上，蒋中正提出了著名的“整理党务案”

，希望通过法定程序，来限制苏联顾问和国社党人的权力，尤其注重后者。

该提案针对苏联顾问的有两条：一、“不得把持要职”

；二、“辞去行政官职权”

。

针对劳动党权力过大的有六条：一、“对于劳动党员之入本党者，须守本党纪律，实行三民主义之工作，更不许对总理之人格加以诬蔑，对于总理之历史有意抹煞，对于三民主义，尤不准其有批评与怀疑之行动。

如有运动本党党员加入劳动党者，一经检举，则处以严律”

；二、“劳动党员在国社党内一切秘密团体及一切秘密行动，完全取消”

；三、“劳动党对其党员一切训令及其策略，应通过国社党最高干部”

；四、“在国社党之劳动党员，其名册应通知国社党最高干部”

；五、“劳动党在国社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之人数不得过三分之一”

；六、“国社党与劳动党应设联席会议，处置一切困难间题”

。

苏联顾问鲍罗廷不愿与蒋中正决裂，而蒋中正也深信劳动党人对大革命必不可少。

双方最终就该提案达成了妥协。

劳动党的权

力至少在制度层面受到了约束，而国共合作的路线也再次得到了重申和坚持。

但蒋中正显然很清楚，《整理党务案》缺乏可操作性，即便是劳动党员从国社党中央大幅度退出，国社党的中下层党组织也仍然在劳动党的控制之中，因为国社党并不能掌握跨党的劳动党员的具体数据。

无奈之余，蒋中正只能如此谆谆劝说劳动党员：“如果我是一个劳动党员，在现时纷纠的环境中，因为要求革命势力统一，早日成功，我必退出劳动党，做一个纯粹的国社党员，以谋革命势力的集中”

；“这并不是要鼓动大家一律退出劳动党，而是希望诸位不要离开了环境和事实来革命”

；“所以我现在主张，凡是中国国社党里的劳动党同志，暂时退出劳动党，做一个纯粹的国社党党员”

；“如果党籍不纯粹，就一定会自相残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