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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富弼 北宋第一外交家（第6页）

在洛阳，富弼常与司马光等旧党人士交游，他们一同对新法进行深入探讨，愈发觉察到其中隐藏的弊端。

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或许是为了富国强兵，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然而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却因操之过急、用人不当等诸多问题，给百姓生活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

青苗法，作为变法的重要举措之一，本意是在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向农民提供低息贷款，助其度过难关，待秋收后再连本带利归还，既解百姓燃眉之急，又可为朝廷增加财政收入。

但实际执行时，却演变成了强制摊派，地方官员为求政绩，不管农民是否需要，一律强令借贷，且利息颇高，许多农民不堪重负，纷纷破产。

富弼痛心疾首，多次上书朝廷，直言青苗法“名为便民，实乃扰民”

，恳请神宗皇帝能洞察其中利害，废除这一害民之法。

免役法推行后，虽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百姓轮流服役的繁杂模式，改为缴纳免役钱由官府雇人代役，看似合理，实则加重了普通百姓尤其是贫苦农户的负担。

原本无需服役的富户、权贵，凭借权势与财力，设法转嫁负担，使得底层百姓苦不堪言。

富弼在给友人的书信中悲愤写道：“免役之法，行之未久，已见民力凋敝，如此下去，恐生大乱。”

他向朝廷谏言，应重新审视免役法，根据百姓实际贫富状况合理分摊役钱，莫让穷人更穷，富人更富。

市易法旨在平抑物价，限制大商人对市场的垄断，由官府参与商业经营。

可在实施中，官府凭借权力低价收购商品，高价卖出，与民争利，致使许多中小商贩纷纷破产失业，商业市场一片萧条。

富弼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他在洛阳组织当地士绅联名上书，痛陈市易法对民间商业的毁灭性打击，呼吁朝廷回归自由市场，让商业自然发展，莫要过多干预。

富弼的这些谏言，在当时被王安石的新党视为守旧、顽固不化之举。

新党人士认为，富弼等旧党因循守旧，只知维护旧有的利益格局，不懂与时俱进，变革创新。

但富弼心中明白，他所坚持的，并非是对旧制的盲目守护，而是基于对国家社稷、黎民百姓的深沉考量。

国家政策的变革，须稳步推进，贴合国情民意，若一味求新求快，不顾实际后果，必然会引发社会动荡，动摇国本。

在洛阳的岁月里，富弼不顾自身处境艰难，始终以笔为剑，以言为刃，与新党推行的新法据理力争。

他的言论虽未能即刻扭转新法推行的大势，却如暗夜中的火把，为那些在新法困境中挣扎的百姓带来一丝希望，也为后世评判王安石变法提供了不同视角，让后人能更为全面、客观地审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变革。

公元1083年，北宋元丰六年。

富弼在洛阳家中安然逝世，终年八十岁。

宋神宗闻讯，辍朝三日，亲撰祭文祭奠，追赠太尉称号，上谥号“文忠”

，以表彰他一生的忠诚与功绩。

北宋元佑元年，富弼配享宋神宗庙庭。

富弼一生，历仕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从政五十余载，为北宋的稳定与发展立下了不朽功勋。

他初入仕途，便以直言敢谏闻名，心怀家国，关注民生，为朝廷的决策提供诸多良策，力挽狂澜于内忧外患之际。

庆历新政，他与范仲淹携手并肩，试图为北宋破除积弊，虽壮志未酬，却为后世的改革者照亮了前行之路，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出使辽国，他凭借非凡的智慧与勇气，唇枪舌剑之间，维护了国家尊严，稳定了边疆局势，使百姓免受战火涂炭。

在地方任职时，他济世安民，无论是抗洪救灾，还是安置流民，都展现出卓越的领导才能与悲悯的为民情怀。

富弼为人清正廉洁，好善嫉恶，恭俭好修，备受时人敬重。

范仲淹赞其为“王佐才也”

，欧阳修称“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贤，而不闻其有可罢之罪”

，叶清臣亦言“今辅翊之臣，抱忠义之深者，莫如富弼”

。

苏轼更是将他与韩琦、范仲淹、欧阳修并称为人杰。

富弼的一生，如同一座巍峨的丰碑，镌刻着忠诚、智慧、担当与仁爱。

他以一介书生的身躯，守住了大宋的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