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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第2页）

我从心底里欣赏他的大度，这次事件使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

我下定决心再不会让他失望了。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九日至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洞察秋毫，于伊始之际即至关重要，认不清萌芽时期的隐患，就无法应付成熟之后的灾祸。

‐‐蒙田：《品文集》。

事物最初的出现总是那么微不足道，我与越南所结的不解之缘最初也是这样。

约翰&iddot;f&iddot;肯尼迪接任总统之际，一场日渐蔓延、异常复杂的东南亚危机正摆在我们的面前，而我们却对其所知甚少，缺乏应付事态的基本经验和起码的设想。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终于意识到，这些问题已成为南越吴庭艳摇摇欲坠政权的心腹之患，其错综复杂之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们最初的预想。

我们只能进一步理清这些问题，以寻求应付之良策。

贯穿整个约翰&iddot;f&iddot;肯尼迪执政的时期里，我们遵循着两个基本前提来进行工作，而事实最终也证明，这两点是完全矛盾的。

前提之一是，南越的垮台和共产主义者的胜利将给美国和西方世界带来威胁。

另外一个前提则是，只有南越人才能保卫他们的国家，而美国则应该将其所起的作用限制在提供训练和后勤供应上。

依据后者，在一九六三年，我们实际上已开始部署分阶段地撤离美军。

这一行动遭到了某些人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此举将极有可能导致南越甚至整个亚洲的丧失。

一九六一年，我对东南亚的看法与同时代的许多美国人的主张略有不同，他们也亲身参加了二次世界大战的战斗洗礼，也从报纸上获得了外交事务的信息，但是，他们对于地缘政治和亚洲的事务则所知甚少。

我们花费了三年的时间去战胜德国和日本的侵略，而战后却只能目睹苏联在东欧的大肆扩张。

因此，我接受了乔治&iddot;f&iddot;凯南的观点，一九四七年七月，在他著名的《外交事务》第十款中，他指出，西方世界必须在美国的率领下，采取一种遏制政策来反对共产主义者的扩张。

在考虑国家防务和西方军事力量部署的决策上，我将此观点视为基本的准则。

与大部分美国人相同，我将共产主义视为一个整体。

我认为苏联和中国正在携手合作，试图扩展他们的统治。

当然，事后来看，自五十年代后期以来，他们就不再有联合的战略了，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事实。

然而，他们的分裂从酝酿到暴露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当时，共产主义似乎仍处于一种不可遏制的发展势头中。

自从一九四九年以来，毛泽东和他的伙伴们已经控制了中国，并且与北朝鲜一起，并肩与西方进行了战斗；尼基塔&iddot;赫鲁晓夫也发出预言，共产主义者将通过&ldo;民族解放战争&rdo;在第三世界赢得胜利，并且向西方宣告，&ldo;我们将埋葬你们。

&rdo;一九五七年，当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显示了其在空间技术的领先地位时，他的恫吓就更加深入人心了。

次年，尼基塔&iddot;赫鲁晓夫又将他的攻击点移到了西柏林问题上。

现在，菲德尔&iddot;卡斯特罗也已将古巴变成了共产主义者在我们半球的桥头堡。

我们已经开始体会到四面受敌的滋味，这种恐惧奠定了我们对越南的介入的思想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