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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第2页）

佛教把生命看作纯粹的苦难，人生的目标竟是彻底摆脱生命而进入灭寂的境界。

可是，既然人生遭到根本否定，人生的短促还有什么悲剧性可言?反倒是值得庆幸的事了。

所以，宗教其实是对悲剧意识的扼杀。

在基督教统治欧洲以后，希腊人的悲剧意识死去了。

在佛教风靡中国南北朝以后，魏晋时期萌发的悲剧意识夭折了。

另一方面，倘若对人生的悲剧性方面视而不见，或者故意回避，当然也谈不上悲剧意识。

中国的儒学就属于这种情况。

孔子&ldo;不知生，焉知死&rdo;，对于生死的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

他的哲学实际上是一种伦理学，注重的是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的伦理秩序。

他从来不把人的命运放到永恒的背景下加以考察。

正如他的哲学绝无诗意一样，在他那里，艺术（音乐、诗）也绝无本体论的意义，而只是道德的工具。

真正的悲剧意识既不同于完全出世的虚无主义，又不同于完全入世的功利主义。

不妨说，它背靠虚无，却又面对人世。

它一方面看到人生的虚无背景，另一方面又眷恋人生，执著于人生，无论如何要肯定人生。

正是这种深刻的内心冲突赋予了人的命运以悲剧性质。

在阮籍和尼采身上，最使我们感动的就是与人生的悲剧性息息相通的这种内心冲突。

当然，魏晋人悲剧意识的觉醒并非始于阮籍，更不限于阮籍。

从开一代诗风的汉末古诗十九首，中经建安、正始、元康诸代诗群，直到晋代大诗人陶渊明，绵绵二三百年间，慷慨悲凉的忧生哀死之叹悠悠不绝于耳，阮籍只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

可以说，他把当时弥漫开来的悲剧情绪表达得最充分，也最强烈。

悲剧意识的觉醒，有其忧患背景。

东汉末年以来，社会动荡，战乱、政祸、时疫不断，不说普通百姓，即使是上层分子，生命也毫无保障，动辄罹祸，危在旦夕。

阮籍的好友、与阮籍齐名的另一位竹林名士嵇康终于遭害，阮籍自己也只是幸免于难。

&ldo;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rdo;咏怀诗所悲叹的正是这种忧患之境。

在这种情形下，一个人很容易看破日常伦理关系的无谓，而把眼光从人伦习俗转向人生更深远的背景。

儒家思想仅在安定的社会秩序四壁之内才有它的立足之地，现在这四壁颓败了，人生的深邃背景或者说没有背景暴露在人们前面了。

王弼注《老子》，&ldo;以无为本&rdo;，把虚无确立为本体，与海德格尔、萨特的虚无本体论一样，何尝不是人类根本价值观念迷离失措的哲学反映?

阮籍的咏怀诗尽管文多隐避，难以猜测，其中响逸调远的忧生之嗟却是谁都能领略的。

82首咏怀诗里，浸透着生命无常的飘忽感，前途迷茫的惶惑感，以及脱俗无亲的孤独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