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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第1页）

二十年代他在&ldo;创造社&rdo;时，干的是捆书籍、跑印刷厂、邮政局之类的事务性工作，大家叫他&ldo;小伙计&rdo;。

到三十年代，他已经可以和杨杏佛、杨度这样的名人打交道了，不知哪一个人给他取了一个代号叫&ldo;小开&rdo;。

&ldo;小开&rdo;上海话是小老板的意思。

这之后他到了中央苏区，先后任江西苏区党的中央局宣传部长，赣南省委宣传部长。

1934年他作为中央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的代表，去福建和蔡廷锴、蒋光鼐领导的十九路军谈判，签订了停战抗日协定。

1934年底他参加了长征，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遵义会议后，为了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情况，中央派他和另一位领导同志化装经上海、海参崴去苏联。

1935年7月共产国际&ldo;七大&rdo;之后，中共中央和红军发表了《八一宣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又派他回国，到南京和国民党谈判停止内战，合作抗日。

整个谈判中，他坚持原则，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利益与尊严，谈判未成，他返回延安。

1936年&ldo;西安事变&rdo;后，再次由党中央任命他为中共正式谈判代表，到南京和国民党谈判第二次国共合作问题。

我再一次遇见他，正是&ldo;七&iddot;七&rdo;和&ldo;八&iddot;一三&rdo;之间的1937年7月中旬。

当时，文艺界的两个口号的论争已成尾声，但是，由于1933年到1935年这三年中的白色恐怖严重，特别是李竹声、盛忠亮的叛变，上海和大江南北的党组织遭到了连续不断的破坏，以致中央机关、电台、工会、共青团、文委（包括各联盟）等等保存下来而在抗日救亡高潮中分散作战的党员，由于他的到来，才得到联系和团结。

他熟悉上海敌我友三方的情况和各方面的人事关系，经他和李克农同志建议，经周恩来同志批准，一方面把可以公开或半公开活动的党员与必须长期隐蔽的地下组织严格分开;另一方面，利用第二次国共合作才开始的时机，和&ldo;救国会&rdo;、&ldo;各界救亡协会&rdo;等爱国团体以及国民党人合作，放手组织公开合法的救亡队伍（如&ldo;战地服务队&rdo;、&ldo;救亡演剧队&rdo;）转入内地和前线工作。

同时，把经过长期谈判才获得释放的&ldo;政治犯&rdo;安排工作或送往延安。

大约是1937年9月下旬，潘汉年被任命为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

他就运用这个身份应陈诚、张发奎、罗卓英1的要求，把由革命青年组成的三个战地服务队派进国民党的军队，担任宣传、组织、救护工作。

这时，郭沫若同志已经由日本秘密回到上海，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决定出一张小报，国民党政府却迟迟不予批准。

最后，还是汉年同志和郭老直接和潘公展会谈，勉勉强强决定了国共双方各出开办费500元，出版了以郭沫若为社长的&ldo;上海救亡协会&rdo;机关报《救亡日报》。

这一段时期，他在上海耽了不到五个月（他是在上海沦陷后，于12月下旬和我同船到香港的）。

他在这时期做了大量工作，真可以说夜以继日、废寝忘食。

同时，他还和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史良、沙千里等爱国民主人士建立了亲密真诚的&ldo;心心相印&rdo;的关系（&ldo;我们和你们之间是心心相印的关系&rdo;这句话，是沈钧儒先生代表&ldo;七君子&rdo;向潘汉年、刘少文2同志说的）。

1&ldo;八&iddot;一三&rdo;抗战开始时，陈诚、张发奎、罗卓英是淞沪前线三个兵团的指挥。

2刘少文，当时任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秘书长

抗日战争时期他除了两次回延安（其中一次是1945年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外，大部分时间是在上海、香港等地进行对敌的隐蔽斗争和开展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统战工作。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他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取得了日伪军事动向的重要战略情报。

由于他在1939年就建立了一条从上海到淮南、苏北解放区的地下交通线，因此在&ldo;皖南事变&rdo;以及历次环境恶化的时刻，保证了上海和解放区的人员和物资的交通（邹韬奋同志病危的时候，就是经过这条交通线送到上海就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