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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章（第2页）

这样，在西安事变前，潘汉年就成了共产党方面谈判的最高代表。

考虑到国民党方面在接到中共有关合作谈判条件后将有一个讨论研究过程，潘汉年在从西安返沪路经浦口时，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书》交给了事先约好在那里等候的张冲，请他转交给国民党中央。

10月中旬以后，南京方面有了回音，张冲亲至上海请潘汉年赴南京与陈立夫见面。

潘汉年随张冲抵南京后，下榻于中央饭店。

第二天，即与陈立夫见面。

潘汉年首先向陈立夫表明此行完全是受中共中央委托前来共商国共两党合作谈判问题。

陈立夫则表示潘汉年通过张冲转去的中共有关合作谈判的文件他均已过目，但由于国民党中央还未就此事开会讨论，目前尚无正式的谈判意见，因此只能就个人的观点提几点看法。

必须说明的是，蒋介石集团消灭共产党的基本意图是一贯的。

1935年蒋介石命邓文仪到苏联主动与中共代表团接洽两党合作谈判问题，主要是试图借用苏联压力政治解决共产党。

当这种可能化为乌有后，国共两党在莫斯科的秘密接触便停止了，1936年后，国共两党虽然就合作谈判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接洽与联络，但蒋介石对红军的进攻和对苏区的封锁与围剿一刻也没有停止。

以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步步侵入，中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日渐高涨，特别是国民党内部斗争的激烈化，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打出&ldo;北上抗日&rdo;旗帜，发动两广事变，迫使蒋介石顾此失彼。

为全力解决两广事件，蒋介石被迫对西北采取和缓政策，因而对国共谈判十分重视，并于5月通过陈立夫向曾养甫、湛小岑口授了有关国共谈判的四项条件：（一）欢迎共方的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二）共方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时，与中央军同等待遇;（三）共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供中央采纳;（四）共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

但是，到1936年10月，蒋介石在解决两广事件，消除内部隐患后，便腾出手来，调兵遣将，云集西安，企图一举消灭红军，解决西北问题。

因此，陈立夫此时的政治态度，必然带上这一烙印。

陈立夫的所谓个人看法，其中心是希望中共放弃割据，交出军队由国民政府统一指挥。

在这里，对等的谈判已不复存在，而是居高临下的收编。

鉴于陈立夫事先声明其谈话只是个人意见，因此潘汉年对此没有作更多的辩析。

会面很快结束，潘汉年随即离开南京。

回到上海后，潘汉年立即就国民党方面政治上的倒退向中共中央作了详细汇报。

11月9日，潘汉年奉命去南京等候与陈立夫正式会谈。

是日晚，张冲告诉潘汉年陈立夫已飞往上海，潘汉年随张冲即刻赶回上海。

10日，在上海沧州饭店，潘汉年与陈立夫开始了首轮正式会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