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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第3页）

我拿起酒盅，喝了一口，发现没有自己以前想象的那么讨厌，一点儿也不扎喉咙，很香。

“你喜欢。”

他说。

我笑了。

我说起了我家里的事，1947年我母亲与父亲的相遇，1949年这座城市的事，我复制着当年的衣着，当年的天气，当年的石阶和江水。

他关切地听着，让我说下去。

但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给我再要了一碗绿豆稀饭。

看到他的眼光，我忽然觉得自己很自私，我不倦地把自己的痛苦统统扔给他，而一点也没想到他。

“你灾荒年是怎么活过来的？”

我停下来问他。

他笑笑说：“恐怕每个家庭都差不多，恐怕每个家庭又都不一样——对每个人来说，很不一样。”

他说想照这样的思路往下写，写成一本书，想写他对生活和命运的感受。

大姐也这么说过，大姐想写她自己，那是发泄，是对不公平的命运的诉怨。

他说，他想找到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北京有一些写作的青年人，也正在走一条新路子，作品贴在西单民主墙上，油印成小刊物叫《今天》，但是被禁了。

公安局给他们的读书会施加压力，也就是这个背景。

他就是写了，也不想发表，不到时候。

我把酒盅推到他面前，他推了回来，我握在手里。

刚才听他说要写书，我的心一下子被牵得远远的。

“别怕，不会喝醉的。”

他看着我说。

我把酒盅推了回去，说：“还是你喝吧。”

“你喝一口，就全归我了。”

我于是喝了一口，接着又喝了一口。

我觉得脸红了起来，记忆力出奇地好，口才也出奇地好，一个结巴也未打。

我说到我出生前家里亲人因饥饿而死，也说到大姐几次大吵大闹离婚。

我猜想，她想换个男人来换一种生活。

历史老师接过我的话说，你大姐用耗尽自己生命力的方式，对付一个强大的社会，她改变不了命运。

这个社会，既得利益阶层组成一个统治集团，一个新的特权阶级。

我们老百姓只想在公共厕所加一个茅坑，当干部的，不管小官还是大官，他们有自己专用的抽水马桶、浴室、电话、用人、奶妈。

饥饿时期哪听说饿死过一个干部？这些人的第一条准则是巩固特权集团的共同利益，并且传给自己的子女；第二条是在这集团中往上爬。

这第二条经常与第一条产生矛盾，由此闹出祸及老百姓的政治变乱。

有两个“文革”

：第一个“文革”

是干部们互整，不被人整倒，也会整别人。

既然吃政治这碗饭，就得手拎着脑袋瓜，既然享受特权，就得冒被整的风险。

有什么可抱怨的？本来这就是他们选择的。

不管是当事者，或是当事者的后代们，现在如何愤恨写文字控诉“文革”

，受造反派迫害，都太可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