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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2章（第2页）

以研究种族卫生为主旨，立时使该基金会在党卫军内部处于中心地位，该基金会也是党卫军内部最机密的机构，进入其本部和下属各个研究所工作的成员均须经过特殊审查，并进行忠诚宣誓。

即使到了21世纪之初，该系统究竞从事过多少罪恶勾当，世人也未必全部知晓。

遗传研究基金会成立不久，又建立了&ldo;人种研究中心&rdo;，它拥有50个分支研究机构，在其学术研究骨于中，大学教授和讲师占了很大比重，该中心的医学部由沙尔勃鲁赫教授领导，它在各大学有214名男性和179名女性研究人员，在各研究所有81名男性和141名女性研究人员。

这还不包括党卫军武装部队、三军以及私人工业企业部门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战争爆发后，遗传基金研究会进一步扩大了规模，又成为进行军事科学特别是军事医学科学的研究中心。

它与武装党卫军卫生保健学院合伙，成为党卫军内部最恐怖的一个部门，其基本任务就是经常性地使用并非自愿的活人（主要是集中营囚犯和战俘）进行罪恶的非人道医学试验，而完全不考虑接受试验者的基本权利。

纳粹的研究人员甚至设计出许多&ldo;终极试验&rdo;，即这些试验的最终结果必然导致试验对象死亡。

纳粹医生与科学家进行的活人试验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服务于种族卫生的医学试验。

绝育即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30年代以来，纳粹政权将绝育作为一种国策加以推行，实施于那些被认为患有难以治愈的重病人群身上。

而在战争期间，被纳粹政权认为不允许繁殖的种族‐‐犹太人、吉普赛人和斯拉夫人，在被其占领的领土上为数众多，使用传统的绝育方法对付他们，变得既昂贵又无效率。

因此，党卫军帝国司令官希姆莱下令大力开展这方面的科学研究，以求发现一种快速进行绝育同时又使受害者难以觉察的方法。

国际知名的妇产科专家、党卫军少将卡尔&iddot;克劳贝格致信希姆莱，称他可以通过将一种名叫贝母制剂的化学物质注人子宫的手段达到使大批妇女简便地被进行绝育的目的。

由于宫内注射往往是常规妇科检查的必要组成部分，即使偷换注射液的种类，受害妇女也不易感觉。

这样，一个医生带领10名助手，在一日内即可给至少1000名妇女作完绝育手术。

元首府办公厅负责人维克托&iddot;布拉克则向希姆莱推荐另一名研究绝育新方法的医生一霍斯特&iddot;舒曼。

他使用爱克司光照射的办法对大批男性进行绝育，后来又把妇女也作为绝育对象。

这两名专家均先后在奥斯维辛和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对数以千计的男女囚犯进行了反复试验，导致他们丧失生育能力、伤残甚至死亡。

门格尔等纳粹医生也使用注射新制剂的办法，对女囚进行绝育试验。

除上述两个集中营外，布亨瓦尔特、达豪、毛特豪森、弗洛森堡、纳茨维勒和贝尔森等集中营的纳粹医生和科学家也利用男女囚犯进行各种方法的绝育试验。

尽管绝育试验造成男女囚犯大量伤亡，预期的目的也没有达到，舒曼的方法首先宣告受挫，但没有一个纳粹医生和科学家停止绝育试验，一直于到第三帝国覆灭。

限制非优等种族的人口增长，是纳粹党征服欧洲庞大计划的核心组成部分。

因而，如果第三帝国再延续几年，斯拉夫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希腊人等都将成为大规模绝育受害者。

同时，纳粹医生们进行的绝育试验也是为纳粹德国化工与制药垄断财团服务的：直至二战爆发前夕，德国始终未能研制出具有广泛开发前景的避孕药剂，而全靠从英国进口。

战争开始后，有眼光的德国垄断资本家发觉，开发研制国产避孕药的天赐良机已经到来。

因此，他们不惜花费重金，委托许多纳粹医生和专家学者们积极进行开发。

上述克劳贝格医生和门格尔医生都是直接的接受委托者。

第二类医学试验的目的在于为纳粹德国的军事作战服务，并且是在武装部队或党卫军医学部门指导下由纳粹空军在达豪集中营进行的高压仓和人体忍受低温极值的试验；纳粹海军在达豪集中营进行活人饮用海水可能性的试验。

武装党卫军在布亨瓦尔特和纳茨维勒集中营试验抗伤寒、霍乱、天花。

白喉以及黄热病的疫苗，同时在萨克森豪森和纳茨维勒集中营试验抗传染性黄疽病疫苗。

党卫军的医生在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利用女囚的身体试验治疗外伤的新手段，他们在试验对象身上故意制造创伤，再使用磺胺类药物进行治疗，从而测试药物的有效性；党卫军医生的试验还包括测试骨骼、肌肉、神经组织的再生能力以及接骨和骨骼移植；他们在萨克森豪森和纳茨维勒集中营测试人体抗御芥子气和碳酸氯气的方法，在布亨瓦尔特试验治疗黄磷烧灼人体和毒气弹损伤的新疗法。

他们的试验当然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但数以千计的男女囚犯为此惨死，其中一些囚犯直至被烧成焦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