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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说明（第5页）

中书省差人将文书去，与高丽国王说得知道，教他将好马拣选二千匹送来。

’”

此显然是无理要求，因高丽当时并不能控制耽罗，拣马何从谈起。

洪武七年（1374年）初明军已渐恢复元气，正待再次出兵塞北，“如今大军又征进”

倒并非虚言。

惟其年初索马，四月索火yao原料及船舰，当为明摆脱战略被动局面后开始报复、欺凌高丽。

《高丽史》卷四四载，恭愍王二十三年（洪武七年即1374年）“秋七月乙亥，韩邦彦至济州，……只送马三百匹。

……八月乙酉，崔莹领诸军至耽罗，奋击，大破之，遂斩贼魁三人，传首于京。

耽罗平。

……九月甲子，林密、蔡斌等还京师，遣密直副使金义领马三百匹送定辽卫，又遣同知密直司事张子温谢通朝贡道路。

……十一月，……大明使林密、蔡斌还至开州站，护送官金义杀斌及其子，执密，遂奔北元。”

表面上看，高丽受命后索马于耽罗，不得后兴师占领耽罗，送马至定辽都卫。

似乎恭愍王决定答应明朝的无理条件，而国内亲元势力于九月发动政变，至使刚要恢复的明高丽关系再度恶化。

实际上高丽早已有意进兵耽罗，早在洪武五年（1372年）四月即要求明同意其讨耽罗。

《高丽史》载朱元璋回答：“其速发兵以讨。”

《明实录》载，朱元璋严禁出兵：“耽罗虽有胡人部落，已听命于高丽，又别无相诱之国，何疑忌之深也？——岂非因小隙而构大祸者乎？”

两者正相反。

明代人记朱元璋的回复，或为“逃寇以朕命命之，传檄可致，勿用兵。”

或为“逃寇可传檄定，其罢兵。”

或全同《实录》。

从高丽在洪武五、六年并未有所行动看，《高丽史》所载虽貌似原始生动，实不可信。

至于其一举吞并耽罗，则正是利用明朝来索马遭拒这个机会使朱元璋的禁令失效，并非为明讨马而发。

高丽本已得到三百匹马，平耽罗后仍仅送三百匹给明，显然不把两千匹的要求放在眼里。

明本严禁高丽陆路入贡，今差人索马，数目巨大，由后来林、蔡等行至开州站可知明定答应其由陆路入境。

高丽借机“谢通朝贡道路”

，则这三百匹马不过是高丽打开定辽城大门的筹码而已。

蔡斌遇害虽在恭愍王被弑后，但杀他之人就是恭愍王指派的护送官金义。

则若恭愍王不死，尽睹高丽送马内幕的林、蔡等能否到达辽阳，也实有疑问。

要之，从高丽对索马的应付态度看，恭愍王在位最后几个月间仍奉行对明的防范、搪塞政策，九月的政变是加剧而非导致了明高丽关系的恶化。

总而言之，高丽以元之忠实藩国遽降明朝，其国内亲元势力尚强，南北临敌，不得不在事明同时先交残元，后结纳哈出以自固。

明军登陆辽东后，高丽感到明军侵入己方势力范围，对其本土构成威胁，乃积极赴辽东观察明军形势并加强了与纳哈出的合作。

明军洪武五年初在辽东开始北攻，高丽乃对明使团严加防范，两国关系首次出现裂痕。

明军占领辽阳在辽东占据优势后，高丽乃暗助纳哈出摧毁了明军的战略基地。

洪武五年明军大败于漠北，高丽乃对元称藩。

其后高丽坚持不与明正面冲突，主动求好但绝不助明的政策，直至恭愍王被弑。

明与高丽建立宗藩关系后一直与其正常往来，对于高丽的不友好举动并无激烈反应。

直到牛家庄之战重创明军，明乃拒绝与高丽陆上来往，并单方面减少高丽入贡次数与贡品数量，但因大败之余而不肯完全翻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