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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说明（第3页）

再看高丽向明朝通报的恭愍王二十一年战况：“正月，有东宁府余党胡拔都等，潜入波儿口子，杀守御官金天奇等，虏掠人口以去。

至二月又突入山羊会口子，守御官张元吕等击逐之。

又于本月有佥院曹家儿、万户高铁头等引军潜入阴童口子，守御官金光富等又击逐之。”

则知战斗规模甚小，上述诸大军阀均未出现。

元后期东宁府辖以今平壤为中心的大片地区，由上述战报同条述“窃详东宁、辽阳未曾归附朝廷，既是梗化之人”

及洪武三年高丽大张旗鼓攻辽阳称攻东宁可知，此时高丽所指，乃是鸭绿江西北、辽河以东地区即东宁府旧界，东宁府余党当指元亡后占据鸭绿江对岸者。

关于高铁头，《辽东志》载：“（洪武）八年，都指挥叶旺、马云破纳哈出于盖州城南，（陈）玉之功甚多，仍追其至猪儿峪，败之，又克达军高铁头山寨。”

在洪武八年末盖州之战中，纳哈出部由盖州向东败退，明军直追至鸭绿江，顺便扫清了沿途蒙古军据点。

由此可知高铁头确为千山山脉中即东宁府旧界处蒙军偏部，其与胡拔都等皆应类此。

此次战斗或为千山中故元残部慑于明军逼人之势而东移，假也先不花、纳哈出之威名骚扰高丽。

但高丽虽称诸大军阀来侵，却无相应增兵备御之举，则高丽显知真相。

其刻意造成高丽与东北故元主力发生正面冲突之印象，欲示明军以诚而已。

高丽不怕由此激怒东北诸部，得无与纳哈出等有默契甚至合作在内？总之，纳哈出与高丽不可能在洪武四年突然断交，其往来可能因明军出现在辽东而转入秘密，而关系应更加密切。

明军登陆辽东后确实引起高丽的疑惧。

恭愍王二十年（洪武四年即1371年）十一月，高丽即“咨中书省曰：‘于本年八月遣同知密直司事郑思道驾海船赴京贺明年正，到乔桐岛，船着浅穿漏，不得前去。

又于本年九月更遣密直副使韩邦彦贺正，开船忽被风暴淹没。

小邦去京师隔海甚远，天寒冰合，难以发船，恐违进贺之期。

金、复等州涉海稍近，驿路可通，经由辽东，庶望及期。

今遣韩邦彦前往辽东都司，赴京进贺，请闻奏施行。

’”

明军登陆辽东前，两国往来使臣从未遇海难，而今金、复等地甫入明疆，高丽船便两次失事，由此欲借路辽东入贡，岂非太过巧合？由王京入长江口所经南黄海海区冬季并不结冰，即便明初气温较现代偏低，或高丽入贡船乃沿岸航行，需经过更寒冷的北黄海，则如上引恭愍王十七年十一月高丽首次遣使赴明，当时辽东为元军所据，其必由海路，哪有“天寒冰合”

之障碍？时已十一月，“经由辽东”

，则需先航行至“涉海稍近”

的金、复等地（此又不怕天寒冰合），再涉渤海或远行陆路，南行千余里方达京师，真迂远之极，何可“庶望及期”

？何况所提及八、九月两次遣使事均不见于《高丽史》当时记载。

如此则高丽托辞以观辽东明军虚实之图，百辩难掩矣。

总之，从高丽自明军登陆辽东后加强于纳哈出的合作，虚张战况以塞明听，又借故以观明军军情等事看，明军在辽东出现，促使高丽对明朝严加防范。

洪武五年高丽态度突变，正当辽东明军大举北攻之始，此两者实应有直接关系。

反观明朝方面，洪武五年（1372年）八月，朱元璋犹以隋炀帝自警，讨好高丽。

盖北方新败，不欲再树强敌。

但年底朱元璋突然对高丽使臣大发雷霆，历数高丽过失，除杀孙内侍、防范使团、疏于防倭、扣留明朝流民等外，反复痛责的是高丽来使多借通商之名以探听军情为务：“恁每使人辽东等处吴王相抬茶饭，……正意打细。

恁将着千余匹马来贩卖，又夹带着纳哈出的伴当，来看我军营里事。

恁透与他消息，抢了我牛家庄马头十万石粮，更折了三千军马。

……又与徐总兵抬茶饭，不是真意，故意打听北平府军官事迹。

……济州马匹，今日将来，明日将来，闹了一年，将的四个马来了。

不知怎的做事。

作买卖来的人每将不打紧布、席来，却不将一个马来贩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