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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抬会之筚路蓝缕（第2页）

那时候市里人也困难啥都缺，也就是下矿井的煤黑子们有白面、酒啥的月定量。

煤黑子挣的是卖命钱挣得也多，也敢花。

慢慢的我在开滦也混熟了，有了主道户，我带的东西样儿也越来越多。

长途票车上的那几个司机、买票的，我也都打点了好处。

有时候我不用去，跟车上的一说，他们把东西捎过去还能给我送开滦去。

这个买卖道儿算是让我跑成了！”

孙大有端起酒碗慢慢品着酒，也咀嚼着从心底泛出的心酸。

《谷梁传·成公元年》：“古者有四民。

有士民，有农民，有工民，有商民。

即士农工商四民。”

东晋范宁注：“农民，播殖耕稼者”

，这是“农民”

一词在国史上的出处。

从这里看“农民”

一词的含义是一种职业，而不是一种社会身份。

两千年历史太久，只讲我天朝新政初立时的1958年正式实施的户口管理条例，它用强硬的行政手段以“二元结构”

来管理户籍的体制。

凡有城镇户口的（不管其从事何种职业）就是城市居民；具有农村户口的居民（不管其从事不从事农业）就是农民。

这是一种带有强烈军事色彩的划分，因当时新政初立，国内文盲半文盲占绝大多数，其中还夹杂着大量反对者、破坏者、意图颠覆者，用这种军事手段的粗暴简单来控制人口的流动。

尽最大能力控制住了任何规模的人口流动，可以避除绝大部分的动荡与动乱，利于新政的平稳执行过度。

当时采用这种户籍管理制度因时期特殊不予置评，但随着这种户籍制度的实行，它的另一种特性的凸显，让我大天朝农民噩梦连连。

因这种户籍管理制度，除了执行人口家庭的登记职能外，还与就业、医疗、住房等多项社会福利待遇紧密相关。

在这里“农民”

一词就从一种职业概念，悄悄地变成了一种社会身份。

新政的政策还一直倾斜向工业，剪刀差不断被扩大。

农村的血无偿的被抽到城市，致使农村羸弱，农民或无奈或隐忍或挣扎，为了活不得不在国家机器稍有缝隙，就义无反顾，甚至于铤而走险，为什么？多年以后会有人舔着脸满大街问“你幸福吗？”

，可在这个年头的农民心中根本没有幸福这个概念。

他们仅仅是为了吃口饭，为了穿件衣，为了有间屋，为了娶媳妇……，就这么简单！

“我这一跑出道儿，会里的就开始有人跟着跑。

等都尝到了甜头，这时候的抬会，有时候我出的利息低了，就拿不到钱了。

不过俗话说得好，活水水不臭。

一来二去会费最多能到几十、几百块钱了。

再接着我跑威海之后，咱们辛庄子往外跑的人也越来越多，买卖道儿也越来越宽阔。

基本上开始都是几百块钱的会，再后来就开始有了千元会。

这两年杨店子开翻砂厂的、南山县下海跑船的、垦丰那边挖池子养对虾的一多起来，直接跳过了万元会，一般的会都是十万起，百万的会我也开过几次。”

孙大有讲到此是面有得色，一副盎然的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