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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第2页）

中国法学家早在1933年出版的《法律大词典》中，对“经济法”

这一概念做了考证。

而新中国经济法的概念则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末，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各种文章和领导人讲话中常常提到“经济法规”

和“经济立法”

的重要性。

而在文献中首先使用“经济法”

这一名词的，是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开幕词，叶剑英委员长在开幕词中强调：“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我们还需要各种经济法。”

（三）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法产生发展的简要历史

虽然有了国家即有法律，也可以说，有了法律即存在国家管理、干预经济的经济法律规范。

但是，作为一种重要的立法现象乃至发展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则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是社会化分工越来越发达的近现代的事。

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经济立法总是同一定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思想理论相对应的。

在15世纪至18世纪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利用国家政权力量乃至暴力，来维护和巩固较为脆弱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欧洲国家根据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理论，采取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严格管制的经济政策，表现在立法上则颁布了众多的圈地法令（包括严厉惩治流浪者的法令）、限制工资的法令、限制进口和鼓励出口的法令，以保护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而在18世纪晚期，资本主义各国先后进入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得到强化，魁奈的重农主义和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成为主流经济思想理论，欧洲各国纷纷采用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政策，认为对经济干预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表现在立法上则强调民商法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即“绝对私有权”

）、“契约自由”

、“过失责任”

等法律原则。

但是，即使在自由放任主义盛行时期，也并未完全排除政府对经济干预的职能。

尽管也有相应的经济立法，但是还没有受到相应重视。

经济立法受国家重视并且作为一种立法现象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研究则是资本主义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

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法的发展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战时统制经济法”

阶段

19世纪末20世纪初，1896年美国颁布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1914年颁布了《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等规制市场竞争的法律。

实质上是近代经济法的开端。

但是，并没有受到学者应有的重视。

而在20世纪初，各交战国为应付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实行战时经济管制措施，颁布了一系列冻结物价和工资、政府控制重要物资和资金分配的经济法规。

德国在1914年8月4日帝国议会就通过了十多项经济法规，其中最重要的授权法即授权政府在战争期间“发布对于防止经济损害所必要的措施”

，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法律依据。

此后，在1915年颁布了《关于限制契约最高限价的通知》，1916年颁布了《确保战争时期国民粮食措施令》，而1919年则以“经济法”

为名，颁布了对钾和煤炭工业实行社会化的《钾经济法》和《煤炭经济法》，1923年颁布了《防止滥用经济力令》，这些经济法规明显突破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契约自由”

等法律原则，而体现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成为一种特殊的经济法律现象。

从而也引发了具有善于抽象思维、注重理论概括、逻辑严密、体系完整的德国学者对这些经济法律的研究，发表出版了一批经济法的论著。

但是，这些经济立法毕竟是为满足准备战争和消除战争带来损害的特殊需要而立法，根本谈不上与客观经济规律相符合，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当然也不可能动摇人们对“自由放任主义”

的经济政策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