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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大佬级人物唐纵（第7页）

抗战胜利后，唐纵虽官运亨通，但日子却很不好过，使他伤脑筋的事层出不穷。

他刚刚成为警察总署长，连总署还没有正式成立，只是一个光杆署长的时候，就在昆明发生了举世震惊、全国人民一致愤慨万分的“李、闻血案”

。

蒋介石为了应付各方面的责难，急电召唐纵赴庐山，当面命令他去昆明调查这个血案，他回到南京连觉都不能睡，连呼“伤脑筋”

不止。

唐纵回南京求援于毛人凤，希望毛人凤尽全力协助他完成蒋介石交给他的第一件任务，带几个得力助手去昆明协同办案。

毛人凤因为刚从重庆“还都”

南京，身边只有少数干部，分不出人来帮他。

警察总署的刑事警察处长潘其武又以尚未明令发表，并且正碰上中美所办理结束工作，不愿随他同去。

后来还是毛人凤给他出了个主意，叫他去重庆选几个人。

因为当时有些人还没有走，有些走了又回到了重庆。

他无可奈何，只好先去重庆。

他先从南京打了一个长途电话给军委会原邮航检查处长李肖白和军统局行动处长郑修元，叫他们不要离开重庆，准备随他去昆明。

他到重庆后，李肖白又向他推荐曾任军统特务队长、内江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当时任中美所汽车总队长的许建业一同前去。

唐纵过去执行蒋介石交办事件，没有一次不是上午奉命下午就动身的，可是这次他却迟迟不飞昆明，而在重庆呆了几天，有人说唐纵在南京时就已知道李、闻血案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所干的，但实际并非如此，要是那样，他便不必跑重庆找人了。

实际上，他了解到霍揆彰有重大嫌疑，还是毛人凤打电报告诉他的，他才决定马上带沈醉和李肖白、郑修元、许建业4人动身去昆明。

在没有得到毛人凤的电报前，他每晚在寓所花园中徘徊到深夜，还不断找沈醉和李肖白等研究，他那时的苦闷心情是过去很少看到的。

唐纵到了昆明，听到军统云南站长王巍向他详细报告，知道确系霍揆彰派人暗杀李、闻的情况后，本来可以放下重担，但他仍旧感到伤脑筋。

因为霍揆彰是陈诚系统的重要骨干分子，唐纵不但怕得罪霍，更怕得罪陈，因此对此案如何处理很感棘手。

霍揆彰认为蒋介石派唐纵去昆明查办此案，是蒋介石有意包庇他，所以不愿承认这一罪责。

因此唐纵在向蒋介石报告中，有些问题也不敢肯定。

霍揆彰只承认自己约束部下不严，以致发生这种由于一时激愤所造成的偶然事件。

蒋介石看出唐纵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有困难，便另派顾祝同前往。

消息传到昆明，唐纵一方面很高兴，感到责任轻松了，不必自己出面去得罪人；另一方面感到自己的面子有些难堪，堂堂一个警察总署长第一次出马亲自查办案件就遇到这样头痛的事。

唐纵回到南京，毛人凤请他吃饭时，他还说：“昆明气候虽然很好，但这件事太伤脑筋，一直没有睡好吃好，体重比去时减轻了。”

第二件使唐纵大伤脑筋的事是1947年发生在上海的“金都血案”

。

事情是发生在上海金都戏院门口，由于警察和宪兵发生冲突，双方开枪射击，宪兵人多火力强，当场打死警察6人，打死打伤过路的市民10余人。

当时，火并行动虽被制止，但双方均认为吃了亏而不服气。

第二天起，全市警察一律罢勤，要求严办肇事宪兵。

宪兵也全体罢岗，要求严办警察。

当时，上海警察局长俞叔平和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用了最大力量压制两方不准再闹，而个别地区的警察与宪兵仍时起冲突，动辄开枪互击。

蒋介石据报后，曾打长途电话给宣铁吾，大骂一顿，叫他把出事原因和责任立即查报。

那几天，上海市民人心惶惶，多不敢随便外出，怕遇上宪警互相射击时成为流弹下的冤死鬼。

这场轰动上海、南京的大案件，当时报上曾连篇累牍地作了详细报道。

“金都血案”

发生后的第三天，唐纵派了警察总署督导员李哲会同宪兵司令部一个科长一同去上海实地调查。

隔了几天，唐纵在国民政府的纪念周上遇到宪兵司令张镇还开玩笑地说：“你们宪兵打死了我们警察，是准备赔钱呢还是赔人？”

唐纵平日和张一向很要好，说话也很随便。

哪知这次却不同于往常，张因刚受到蒋介石的责骂，正在为上海肇事的宪兵抵赖，说是警察先开枪，宪兵有几个人被打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