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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社的戈培尔邓文仪（第4页）

这是他一生中最为得意的时期。

虽然蒋介石喜怒无常，时而挥之即去，又时而呼之便来，但邓文仪总是毫无怨言，以服从为天职。

他还向人解释说：“谁能离开自己的领袖呢，在他的身边是在他身边，不在他身边也还是在他身边，这便是所谓精忠的那个‘精’字。”

因此，蒋介石对他倒也不像对其他非浙江籍的黄埔学生那样疑忌，对他的亲信程度几乎和其他浙江籍的侍从们一样。

1930年，邓文仪利用侍从秘书的地位，以黄埔学生同学会的名义，创办了一个拔提书店（拔提为英文party的谐音），专门发行蒋介石言论集、蒋介石传记以及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之类的东西，为蒋介石树碑立传、宣扬法西斯主义。

如邓文仪自己编写的《领袖言行》一书载：“……或曰领袖与墨索里尼、希特勒相埒，同为世界之伟大人物，然希氏统治下的德国……自然易于统治，墨氏统治下的意大利，亦如德国相似，……而我领袖丰功伟绩，实非希、墨二氏所可比拟者。”

这段话，深得蒋介石的欣慰。

同时拔提书店还大量发行了诸如《剿匪手册》、《剿匪主要文献》之类的反共宣传品，大量向部队及一切有关机构强行推销，借以扩大蒋介石的影响和反共宣传，并以此谋利敛财。

这笔收入相当可观，其中有一半入了邓文仪的私囊。

后来拔提书店移入了复兴社组织，但实际负责人仍是邓文仪。

邓文仪在办拔提书店的同时，还收罗留苏学生中一些反共分子如王志文、王新衡等人，以研究苏联的“契卡”

、“格柏乌”

为借口，着手研究和准备建立反共间谍组织。

1932年初，他提出了成立这类组织的建议，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随即在南昌行营、豫鄂皖三省“剿匪”

总司令部及保安行营分别设立以“调查科”

或“第二科”

名称出现的特务机构。

这些特务机构均以南昌行营的谍报科为总机关，邓文仪为科长。

这是军事方面的第一个蒋介石的特务系统，也是军统的最早家底之一。

随后，邓文仪又在各“剿匪”

部队以及“剿匪”

省份的保安处设立了谍报股，负责在各军事机关和部队驻地搜捕共产党人，镇压革命运动，并替蒋介石监视“剿匪”

部队各级长官以及地方长官。

后来复兴社的特务处成立，邓文仪手下的特务人员，一律拨归戴笠掌管。

1932年3月，蒋介石为防止大权旁落，应付内外，以其倡导的“力行哲学”

为基础，效仿法西斯组织，成立了“力行社”

，并亲任社长。

邓文仪积极参加并为该组织核心人物。

接着，蒋介石又以力行社为基础，成立了复兴社。

邓文仪是最初酝酿和筹备这个组织，而后又始终是该组织核心人物之一。

收于复兴社的社员绝大部分是黄埔学生，而邓文仪在任蒋介石的侍从秘书期间，凭借其近侍的地位对黄埔将领广行结纳，在黄埔系中也颇有点地位；同时，他这个侍从秘书又是复兴组织的一个“承启官”

，负有上承下达之责，因而在复兴社的领导层中不能不被推重，有其一定的权威。

他不仅被称为“十三太保”

之一，而且是复兴社的四大台柱之一。

在复兴社中，邓文仪以宣传见长，与贺衷寒、刘健群并称为三大“理论家”

和“宣传家”

。

他们到处演讲，发表文章，编印发行了不少小册子。

大肆宣扬“一个主义（即三民主义）、一个政党（即国民党）、一个领袖（即蒋介石）”

的理论和“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