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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枭雄康泽（第4页）

，死心塌地为蒋介石独裁政权卖命。

别动队一成立，就在康泽的率领下参加了蒋介石对红军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

，驻扎于江西、福建两省。

其具体活动是：（1）推行保甲制度；（2）在民间实施反共政治军事训练；（3）收容训练苏区逃亡地主；（4）推行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5）维护国民党军队的军风军纪；（6）吹捧推崇蒋介石。

除此之外，康泽的别动队还担负监视非蒋介石系军政人员的任务，所以，人们对别动队都侧目而视，称之为“御林军”

、“天子门生”

、“监军”

、“蒋委员长耳目”

、“见官大一级”

等等。

在个别情况下，别动队也同红军小股部队及游击队打仗。

1935年夏，康泽将别队扩编为七个大队和一个巡辑队，并于大队之上增设支队一级。

蒋介石十分欣赏康泽的才干，将其别动队调往四川，让他兼任行营参谋团政训处长、四川省保安处政训室主任、四川国民军训会主任委员和峨嵋军官训练团政训组副组长等要职，把四川方面的事都交给他负责。

以康泽为代表的蒋派势力伸入四川后，引起了以刘湘为首的当地实力派的极大不安，双方明争暗斗，互不相让。

康泽到成都后，住在位于黄瓦街的妻兄朱兆南的家里，一天到晚车水马龙，三请六宴，高朋满座，不可一世。

住在对面的川军李注东旅官兵看不过眼，有天晚上在康泽乘车归来时，李旅发动突然袭击，将他的司机和卫兵抓走，康泽在副官易秋泰的保护下得以脱身。

他当晚移住瀛环中学第一中队队部，加强了戒备，但仍感不安全，又连夜迁往邓锡侯手下将领家中居住。

这是蒋派中央势力和四川地方势力矛盾尖锐化的表现。

两派之间不但武斗，而且文攻。

与刘湘合作的张澜写了一篇名为《川人治川》的文章，用以抵制蒋派势力的渗透。

康泽马上授意尹昌龄写了一篇《异哉所谓川人治川》的文章，对川派势力加以反击。

双方唇枪舌剑，互不服气。

康泽及其别动队在四川各地复兴社组织和保安处各区政训室的配合下，开展了一系列的反共活动，一是构筑碉堡，阻截长征中的红军；二是训练保甲骨干，加强基层政权；三是监军督战；四是收买革命阵营中的叛徒。

他的反共活动在一定的区域内取得了一些成效，为此他进一步受到蒋介石的重用，并被蒋看作青年精英。

喜欢别人称其为“主任”

，大肆培植自己的势力

抗日战争爆发后，康泽更受到蒋介石的重用，又兼任了中央政治学校特别训练班主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禁烟督察处缉私主任、战时青年服务总队总队长等要职。

并且还负责指挥李香权旅、公秉藩师和张荫梧的河北民军。

但好景不长，由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争斗，康泽所兼的一些职务不久就易手他人了。

关于中央政治学校特别训练班主任的职位，陈诚为了将这股力量抓在手中，竟将该班并入军委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改称为留日学生归国训练班，把康泽抛在了一边。

关于中央军事学校特别训练主任的职位，1936年曾被潘佑强夺去，不久，康泽又从潘手中抢回。

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从1933年7月开办到结束历时13年，它既是培养蒋介石系军事、政工人员的场所，又是训练职业特务、别动队员的摇篮。

特训班是康泽效忠蒋介石的一大作为，也是他升官发财的资本，正如蒋介石喜欢别人叫他“校长”

一样，康泽喜欢别人称其为“主任”

，其目的都是为了培养个人势力。

关于政治部第二厅厅长的职位，因1938年康泽与陈诚的关系恶化，厅长一职被杜心如抢去。

就连禁烟督察处缉私主任的职位也被别人夺去了。

抗战初期，康泽曾图谋向军事方面发展，企望将别动队改为警卫军。

他首先把各大队的两个中队改为步兵营，只剩下一个队员中队，然后到上层去活动，由于康泽与陈诚矛盾尖锐，便走军委会参谋总长兼军政长何应钦的门路。

但陈诚是军委会政治部长兼第六、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又是蒋介石的亲信，号称“小委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