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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是什么事。
我们去坐下来交换。”
他又转向湛楚林说:“去办公室里。”
他说着便转身向楼内去。
湛楚林答应后,这才缓和了口气说:“你们推荐三个代表,跟我去,其他人就在这里,最好都散去忙自己的事去。”
有少数人不约而同地说:“上访就是我们的事。”
上访的职工们也还知道,这么多人吵吵闹闹的,不宜解决问题,便开始推荐人选,很快达成统一。
推荐出1名老年人,2名年轻人,2名女职工,共5人代表。
当他们跟着湛楚林要上楼时,还有人在喋喋不休地叮嘱他们,要如何说。
县委办公楼有四层,一楼是农工部、二楼是宣传部、三、四楼是县委办公室和书记们的专门办公室。
在三楼的东头是一个能容纳五六十个人的会议室,是大县议事决策的重要场所。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群体上访事件的剧增,县委办公楼便成了不安宁的楼,县委会也成了不安宁的院落。
隔三差五的就有群体和个体上访事情,有时甚至是连日的,仿佛进入了又一个文化大革命的不安宁期。
当然,这里面毕竟是有本质区别的。
信访办虽然设在县委机关的进门处,有的上访者偏要往里闯,不找信访办,要找大领导。
紧挨会议室的是县委办的秘书科,在不大的空间里摆了两张办公桌,有一张办公桌上还放着一台电脑,对角的墙边放着每个书记和办公室每个主任一格的文件柜,文件格屉被锁着,但有缝隙能插进信件。
格上贴有打字机打的姓名,何书记、田书记、朱书记、聂书记、田运成书记、湛主任、李主任、羿主任、张主任等称谓。
他们随时可在自己的信格上开锁取出自己的信件。
在进门的横墙边摆放着条椅。
秘书科冯炜忙着从隔壁的综合科里端来两把单椅。
何启照坐在电脑办公桌前,几个代表挤坐在条椅和椅柄上,哪个年纪偏大点的女职工没往上挤,便毫不客气地坐在冯炜端来放在门边的椅子上,湛楚林坐在靠外面一点的办公桌旁。
何启照不骄不躁地平和着脸,和软地说:“是你们作代表,你们先报一下姓名。”
那老职工不客气地说:“我们上访是代表职工,还报什么姓名。
他雪花头发,但很精神,是县供销社棉花公司纺纱厂的一名门卫老头,五十**,贴近退休了。
叫耿长乐,人称耿师傅。
何启照为了缓和气氛,忙解释说:“报名字是我们好相互称呼,并没有别的意思。”
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经何启照这么一解释,有人犯鳞了,有人怒火了。
也许耿师傅见多识广,担心报了姓名,象文化大革命会日后整黑材料的秋后算帐。
他曾经受过政治打击,是在基层棉花采购的会计位子上被贬下来的,后来还是照顾安排了个门卫岗位。
那个长得精瘦的年轻人毫不顾虑地说:“报就报,怕什么。
我叫周平虎。
是棉花纺纱厂的下岗职工,我来说。”
他接着恼怒地说:“厂子被那些当官的败掉了,我们有六七年没有看到一分钱的生活费。
电视上说要按时发放下岗职工的生活费。
我们三百多人东逃西散,生活没着落,我们不找县委找谁!”
冯炜在一旁记录着,心想年纪轻轻的,不去找点事做,找点生意,靠上访能撑饱肚子。
时下谁养得活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