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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生殖技术应用中的医护伦理（第2页）

自1978年爱德华兹的第一个试管婴儿路易斯·布朗诞生以来，全球已经有超过400万婴儿通过这项技术降生。

有人将试管婴儿技术的发展分成4个层代。

像路易斯·布朗这样，将卵子和精子在体外受精成功，胚胎移植到子宫发育完成后分娩的是第一代试管婴儿，主要解决女性不孕问题。

第二代试管婴儿称为卵胞质内单精子注射（ICSI），是利用显微操作系统，选择正常形态的精子，人为地注射到卵子胞质中，使之强行受精的技术，主要解决男性不育。

1992年，比利时报告首例成功。

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即植入前遗传学诊断（PGD），用以解决有遗传性缺陷人群的生育问题。

目前是第四代试管婴儿技术——卵浆置换技术，即把他人健康的卵浆注射入质量不高的卵子中，或者把即将受精的卵细胞核植入健康的卵细胞中，主要应用于女性卵子质量不高导致的不育。

我国内地首例试管婴儿于1988年在北京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诞生，首例第二代试管婴儿于1996年在广州中山医科大学诞生，还是在这里，1998年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首获成功。

目前国内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紧跟世界先进水平，国际上能开展的先进技术我国基本都能开展。

第二节人工辅助生殖技术中的伦理

一、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伦理问题

（一）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伦理价值

据WHO评估，每7对夫妇中约有1对夫妇存在生殖障碍。

我国近期调查显示，国内不孕症者占已婚夫妇人数的10%，且发病率呈上升趋势。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直接效应就是给不育夫妇带来了福音，帮助他们实现了孕育后代的愿望。

其次，胚胎移植前遗传学诊断等技术，可以预防后代发生遗传病，促进了生殖健康。

再次，人工精子库提供的“生育保险”

解决了绝育夫妇的后顾之忧，有助于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

因此，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对解决不育难题、提高人口质量、推动计划生育都具有重大意义。

同时，它的应用也给人们的社会伦理观念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二）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应用的伦理问题

1.造成人伦关系混乱传统的人伦关系由合法的婚姻和有性的生殖而自然天定，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消解了传统的夫妻关系、父母子女关系确立的依据，导致人伦关系的混乱。

首先是异源人工授精割裂了生育与婚姻的关系，引出“谁是父亲”

的问题；而体外受精又把这个问题扩大到“谁又是母亲”

。

尽管在事实层面上我们可以明确界定出孩子的“生物学父母”

（供精者、供卵者）“养父母”

（社会学意义上的）“代孕母亲”

，但是现实生活中人的情感、权利、义务等都不会因为简单的事实明确而能够解决。

因此，人伦关系混乱容易引发家庭矛盾，影响家庭、社会的稳定。

另外，从技术上讲，未婚男女或同性恋者也可以通过辅助生殖技术生儿育女，但这样对家庭结构、计划生育政策的冲击将更大。

2.遗传物质商品化随着人工生殖技术应用逐渐广泛，出现了配子买卖和子宫出租等商业化行为。

这不仅有违提供配子以助人的初衷，还会带来许多社会问题：1受利益驱使，配子的提供者可能隐瞒自身的某些遗传缺陷或遗传病，使配子质量得不到保证而危害下一代的健康。

2多次供精或供卵的结果会增加子代血亲通婚、近亲繁殖的危险性。

3商业代孕不仅有损女性的尊严，而且代孕母亲和婴儿的权益都无法保障。

4配子等的商品化还有可能促成其他人体组织和器官的商品化。

3.技术可能被滥用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如果滥用可能造成很大的危害。

1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PGD）可以降低人群性连锁遗传病的发生率，但如果用于性别选择，可能会导致将女婴堕胎或遗弃，造成男女比例失调。

2用“名人”

精子“改良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