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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医学科研中的伦理（第6页）

如此一来男性对人类的繁衍不再是必要的因素，这样就冲击了性伦理的传统，瓦解了人类性爱与生育密切结合的关系，一夫一妻的婚姻家庭、社会规范将会有解体的危险。

（四）克隆人的安全性在伦理上难以确认

体细胞核移植的克隆技术涉及亚细胞水平的操作。

这种亚细胞水平的操作与体外受精的细胞水平操作相比较，偶然损失核内遗传物质的风险显然远高于后者。

克隆羊多利是英国科学家经历了227次失败后才获得成功的一例，但因早衰而死亡。

证明运用克隆技术克隆高等哺乳动物的安全性并未得到解决。

应该正视克隆人出现的伦理问题，但没有理由因此而反对科技的进步。

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告诉我们，科技带动人们的观念更新是历史的进步，而以陈旧的观念来束缚科技发展，则是僵化。

历史上输血技术、器官移植等，都曾经带来极大的伦理争论。

而当首位试管婴儿于1978年出生时，更是掀起了轩然大波。

现在，人们已经能够正确地对待这一切。

这表明，在科技发展面前不断更新的思想观念并没有给人类带来灾难，相反地，它造福于人类。

就克隆技术而言，虽然存在着激烈的伦理学争论，但“治疗性克隆”

在生产移植器官和攻克疾病等方面获得的突破，给生物技术和医学技术带来的革命性变化也显而易见。

如今，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是令人吃惊的，当各种技术把过去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变成现实时，大量的伦理道德问题也会摆在我们面前。

科学技术的精髓就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而伦理学者则从伦理的角度提出科学研究的准则。

关于克隆技术的争论本质上是一场伦理学乃至价值论的争端。

关于克隆技术，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去探索，这场争论还会长时间持续下去。

二、案例与分析

【案例】

美国加利福尼亚一位16岁女孩安妮莎，患了慢性骨髓性贫血病，只有进行骨髓移植才可治愈。

医师说最好是亲体移植，即在病人兄弟姐妹中寻找和她相容的白细胞抗原。

但她唯一的哥哥的骨髓与她不匹配，其他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也没有一个人合适。

他们寻求能提供骨髓移植的“救生者”

基金会的帮助，但全国自愿捐赠骨髓者17000多人中，没有一个合适的。

他们四处奔走，20个月后，骨髓捐赠者的人数上升到157079人，仍然没有一个合适的。

经过他们1年半千辛万苦的努力，终于找到一个合适者，但在最后1分钟，捐赠者因害怕损伤自己的身体，而改变主意不愿捐赠。

医师告诉孩子的母亲，“只有再生一个孩子”

。

这时她母亲已经41岁，父亲做过输精管结扎手术。

医师说，他们再生育的可能性只有25%，为了挽救女儿，他们绝不放过哪怕是千分之一的机会，在医师帮助下做了输精管恢复术。

4个月后母亲怀孕，并顺利生产一个健康的女婴。

她妹妹14个月大时，安妮莎做了骨髓移植手术，在输入妹妹的骨髓后，安妮莎重获新生。

讨论：从克隆技术应用的角度应当如何看待此事？如何正确地评价和思考这个问题？

【伦理分析】

这是一个动人的故事。

如果能够运用克隆技术，安妮莎一家可能会顺利地治愈疾病，减少这样多的波折和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