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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洪武十九年大诰（第4页）

所以他们视吏卒不过如同奴仆而已，善者则礼遇，不善者则罢黜。”

他则痛心疾首地鞭挞蒙元时代的暴政：“蒙古人初主中原，与汉人风俗、语言各异，又不通文墨，所以凡事都倚仗胥吏。

但三十多年之后，元代上层早已粗通文墨，各地政务却仍然把持在胥吏手里。

自古以来贵贤臣而轻胥吏的传统，竟然丧失殆尽！”

在他看来，只有社会重新“视吏卒如奴仆”

，才算得上是个正常的社会。

明朝初建，朱元璋大力提倡恢复孔孟之道，力图在意识形态上重建儒家传统。

然而他惊讶地发现，这一重胥吏而轻官僚的传统竟仍在继续，他所任命的官员，庸才众多，大部分人终日袖手高坐，一应事务任凭胥吏处置。

胥吏不把官员放在眼里的现象，在大明王朝洪武十八年之前是很普遍的。

譬如常熟县胥吏沈尚，衡州开化县胥吏徐文亮，就把各自的上级，也就是当地的县官。

揪倒在政厅里拳打脚踢。

为此朱元璋气得七窍冒烟，恨铁不成钢地大骂：“那些胥吏当然统统该死，可你们这些做官的如此任人侮辱，难道都是饭桶？！”

殴打县令还算情节比较轻的，苏州昆山县的皂隶朱升。

已完全脱离本县县官的约束，纠结同伙，居然连钦差的旗军都敢当众殴打。

最后，朱元璋无可奈何地感叹道：“蒙元之治，天下风移俗变，九十三年矣。

无志之徒。

窃效而为之，虽朕竭语言，尽心力，终岁不能化也，呜呼艰哉！”

在教化不起作用之后，朱元璋终于采取了“号召群众造反”

这种惊世骇俗的雷霆手段。

来对付这些骄横了近一个世纪的胥吏们。

胥吏们的势力，上不足以与朱元璋无匹的皇权相比，下不足以抗衡群众运动的汪洋大海，整顿这些人本应该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不过事实却不然。

朱元璋在《大诰三编》里详述过一个捉拿不法胥吏的案例，其过程之艰难曲折，简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洪武十八年，山西人李皋到溧阳县做知县。

一上任就和皂隶潘富一同害民，巧立名目，大肆科敛。

李皋到任不到一个月，潘富就用搜刮来的钱财买了一名苏州女子送与他。

可笑的是，这女子被安顿在潘富家中，李皋幽会过三五次之后，潘富竟将其纳为小妾，据为己有了。

对此，李皋也无可奈何。

在潘富等胥吏们的教唆下，李皋下令科敛荆杖。

即所有溧阳县的百姓，都要向官府缴纳。

百姓们送来，潘富又借口质量不好，拒绝收纳，甚至拳打脚踢。

直至老百姓把折换成银钱交上来。

无奈之下。

当地百姓黄鲁到京城告御状，朱元璋下旨严查属实，派人去捉拿潘富。

结果，潘富却上演了一场千里大逃亡。

先是溧阳本地的儒士蒋士鲁等十三家秘密把潘富递送到邻境的广德县。

不久潘富又流窜到建平县，缉捕的差役们跟踪到建平，当地百姓王海三又悄悄将其递送回了溧阳，溧阳百姓朱子荣又将其暗地里递送到宜兴县……就这样，经过数次递送后，潘富又被秘密护送到了崇德县。

崇德县的豪民赵真家财万贯，蓄养了许多无业游民做贩卖私盐的勾当，常常来往的朋党多达数百人，潘富就藏匿在赵真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