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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2章（第2页）

道理何在？一是结党就必然营私；二是党派之间的是非争斗，自然也就影响到国家的安稳和君主的地位。

本朝实行的三省分权和宰相政事堂合议制度，无不是从政治技术的角度出发，力图解决这个问题。

可&ldo;制度&rdo;既是人定的，也就是人所能改变修正的。

一旦&ldo;制度&rdo;在人们心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有所动摇，什么可怕的事情都可能发生。

古人有云：&ldo;亡史甚于亡国&rdo;。

&ldo;史&rdo;是什么？&ldo;史&rdo;就代表一种理念，一种是非标准，甚至一整套既定的制度。

国亡仍可复，史亡则不可寻。

也许，本朝自九世纪以来的种种现实，就既是亡国，又是亡&ldo;史&rdo;的过程。

所谓&ldo;朋党之祸&rdo;就是证明。

宪宗皇帝就对朝问&ldo;朋党太甚&rdo;的现象十分忧虑，曾两次提出这个问题，第一次是在元和中期朝廷上下为是战是和争论不休的时候，由李绛回答了天子。

第二次是元和后期李逢吉与裴度、李绛彼此冲突的当口，是裴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穆宗也遇到过这个难题。

其时是韦处厚明确指出，李逢吉之流实为&ldo;朋党&rdo;。

而文宗更为此苦恼万分，这一次是李德裕先后对朋党的现实进行了分析。

在这些论述中，他们异口同声地指出了一点，即：君子为同德，小人是朋党。

也就是说，只要是君子，就断不会结党营私，&ldo;朋党&rdo;一词，是小人的专用品。

问题的实质是：到底怎么样才算是朋党？

李绛说朋党其实无迹可寻，乃是小人谮言君子的借口。

若要强为之论，则君子固与君子合，小人固与小人合，这也就是所谓&ldo;朋党&rdo;。

裴度认为，正邪自有区分，全靠人君鉴别。

韦处厚则直指李逢吉树党结派。

而李德裕更为文宗指出，朝廷当中三分之一的人是朋党。

被攻击者当然不愿退让，从李逢吉到李宗闵不仅都断然予以否认，而且反过来指责对方挟怨报复，造谣中伤。

这个问题在当时就争论了几十年，始终不能得出一个清楚的结论，而在往往复复的争辩中，派系已经不知不觉地形成了。

回到现实中来，我们还要弄清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会造成如此的结果？

平心而论，李德裕、牛僧孺二人的道德品行都算不上有问题。

但李宗闵则偏执主观，好挟私嫌，而且两派之中的其他人，也免不了良莠不齐、泥沙俱下、鱼目混珠。

宗闵、僧孺这一边自不必多说，而经常与德裕站在一起的，有不少人也是私心过重，比如元稹、贾餗，甚至李绅，都在某些事情上有失公正。

假如把问题看得简单一些，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朝廷如此严重的派系斗争，完全是由个人恩怨而来的派性心理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