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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第1页）

一类是我家的清洁阿姨，我只请户籍北京、家人都在北京的下岗女工，因为我老不在家，用北京人，安心。

现在那位阿姨的女儿都大学毕业在外企工作，生活不成问题，只是喜欢动、喜欢干活。

她边干活，边说她女儿和女儿男朋友的琐事，例如女儿烫个头发花了多少钱，或女儿男朋友可能要被调到上海去。

她还会把她从福建东南卫视上看到的台湾新闻告诉我。

我就坐在书桌旁边看电脑边听。

有时候她让我烦，有时候我感谢她让我知道老百姓的事。

二类是流行媒体的记者，大多年轻，却个个生猛，全中国值得他们知道的事情他们都知道，谁火谁不火、哪个夜店哪个out、哪部贺岁片棒哪部烂、今年去哪旅行才酷，都知道。

他们要做各种专题，凡想要找一个境外人士发表些意见的时候，很有可能会想到我这位在京的台湾文化名人，方便嘛。

北京媒体多，每个月总会有几个记者来找我，我也很乐意跟他或她们聊，知道年轻人流行些什么、有什么时尚玩意儿，让自己不落伍。

三类是出版社的编辑。

我有几本书的简体版都卖得不错，故常有出版社的编辑来找我，想替我出书，只是这几年我一本都写不出来，只能推销自己一些尚未在大陆出版的台湾旧作，有一两本还真给我重新包装一下快要出简体版了。

有时候，他们会带我去见出版社老总，有些我早认识，以前他们什么都不是，现在则是什么出版集团的总经理，牛哄哄的，一般对我的书没什么兴趣，只跟我谈集团上市。

偶然，作为台湾文化界在大陆的一个人物，我更有机会碰到一些新闻总署、文化部、对台办、统战部的官员。

现在，在中国当官当然是最了不起的事，个个都很有风范，不管什么级别说起话来都气宇轩昂的。

他们把台湾人当小老弟，只要求你当他们是老大哥。

我说我是台湾文化界的一个人物，各位不会太有意见吧?我虽然香港出生，在调景岭念完小学，才追随父母迁居台湾，但我还真觉得自己是个台湾人。

我从小爱看书，高中就立志当作家，升大学的第一志愿是台大英文系，白先勇的系，退而求其次是台大中文系，林文月的系。

结果都进不了，去了文化大学新闻系。

我大二那年写了一篇短篇小说&ldo;调景岭的春天&rdo;，还得到《中央日报》大学生组短篇小说奖第二名，我知道那是因为我念的是文大而不是台大，才不让我拿第一。

我生气之余，学陈映真的风格，写了一篇讽刺时政的短篇小说《我要出国》，未敢公开发表，在同学间传阅，颇获好评，女生特别喜欢，想不到竟有些党外人士来找我，想拉拢我，我既兴奋又有点害怕，我是个学生，父母辛辛苦苦供我读大学，我得考虑自己的前途。

这篇小说报禁解除后才在《新生晚报》发表，已没有时效，年轻人都不理解我在讽刺什么。

毕业后，原想到美国的密苏里、哥伦比亚等新闻学名校念学位，但都没报上，就算报上，没有奖学金也去不起。

幸好，当年在调景岭，我母亲曾替当地的一家天主教堂做过几年饭，那个白乃迪神父到台湾访问时，找到我家。

白乃迪时任美国中西部一家叫圣约翰的天主教大学的主任，管学生事务，就把我收到圣约翰的文学硕士班，还给了奖学金。

我每天就对着麦田和乳牛，练英文，看小说，最爱看雷蒙德&iddot;钱德勒和达许尔&iddot;哈米特的硬汉侦探小说，论文则写陈查礼与东西方的侦探逻辑，熬了一年半，暑假不休，什么地方都没去，拿了个学位。

有一次在图书馆看到香港《明报》，说纽约有个华侨，要在美国办一份华文日报叫《华报》，替他主事者是那次我拿第二名的小说奖的一名评委，我找到他，他电话上就叫我立即到纽约上班，才终于到了纽约，之前我只是去了美国。

《华报》规模很小，出了纽约唐人街就买不到，我一待多年，心情甚为郁闷，无聊到再写小说，写了《曼哈顿最后一班灰狗》，没想到有了这本留学生小说，我可以终身受用的跻身在华文作家之列。

小说用的是意识流的现代主义手法，真不知道自己当年是怎么写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