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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章（第1页）

现在才知道，想象与现实是不一样的。

君王的功业，要建立在百姓的血肉之上。

仅在陕西一地，和时每年军费二千万贯，战时三千三百万贯。

高出一千三百万贯。

而假若与西夏辽国和议，朝廷每年付出的仅仅是三十万贯。

大宋每年赋税收入在一万万贯以上，三十万，微不足道。

可一国的尊严与百姓的安定要怎么比较？

某一夜出宫去，在樊楼前的那个棚中吃了一碗圆子。

圆子已经涨到五文，吃的人只有我一个。

老人气色越来越差了，谈到米价由原本的八百文一石暴涨到两千九百文，他的圆子连本都收不回了。

“怎么活下去啊。”

他摇头说，“只好早日收拾了这摊子回去了。”

旁边摊子的人问：“回去干什么？种田？今年又要加赋，你看这战再打下去，明年还要加。

外面到处灾荒，在京城能呆着就是造化了。”

我回去时，把那些劝和的奏章翻出来看了良久。

各地叛乱、兵变，一年多于一年。

这没有胜算的战再打下去，是在逼百姓入水火。

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替自己找了很好的理由。

于是与西夏订立了和议，每年给大量银、绢、茶。

对辽也是增纳岁币议和。

内心，毕竟是不服的。

只是开始明白了，要与外敌相争，应该从内里开始着手才好。

庆历三年，我任用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执政，希望对吏治作一些整顿。

我想整个大局发展安定了，对外厚积薄发总是好的。

的确是有作用的，但是无法避免触及一些元老重臣的利益。

扣给范仲淹的罪名，我自然不会相信。

但是，当整个朝廷都开始附和，那就不在于他做了什么事，而是朝臣希望我做什么事。

而我偏就生了软弱的性子，没有办法指所有人悖逆。

庆历五年元月，雨水那天下午，宣布废弃庆历新政的诏书由天章阁拟好，呈在我的面前。

我盯着那诏书，听外面的雨，下得寒意潺潺。

终于还是闭了眼，把玉玺往上面印了下去。

阎文应捧了诏书出去，等候在外面的众臣跪伏下听阎文应宣读完，齐声说：“万岁万岁万万岁。”

我这辈子人生，大约终于还是失败的。

回宫后听说伯方在母后山陵代我守了那么久，现在郁郁成疾，已经去世。

我接到他的死讯，居然心里一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