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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章（第2页）

国民党政策上的这一重大变化，使特务处的工作顿失重要目标，一时不免对反共活动无所适从，一部分特务甚至懈怠消极起来。

戴笠的应变能力是极强的。

他揣摸蒋介石的心理，深知蒋之反共是终生矢志不移的国策。

当前的国共合作，只不过是在西安事变后蒋迫于国内一致要求抗战的舆论而采取的权宜之计。

戴笠认为，反共活动仍然是特务处最重要的工作目标，但是，必须在工作部署上有所变更和掩饰，公开的反共口号和旗帜不能再用了，可以加强秘密布置，用以退为进的方法指导反共活动。

为了迅速应付和适应这一变化了的形势，戴笠多次召集特务处高级特务进行研究，对特务骨干进行训话，指出国家进入抗战时期以后，仍然是进行反共活动的大好时机，&ldo;国民党掌握了广大的地区，有丰富的人力财力和军队，既可以利用合作对共产党搞打进拉出，又可以利用高官厚禄来收买，并从内部进行瓦解分化。

同时，对不公开的地下党员可以用逮捕汉奸的名义，公开拘捕、囚禁、杀害；对公开了的中共党员可以进行侦察、监视、利诱、威逼。

&rdo;戴笠分析说：&ldo;共产党员，生活艰苦，又没有官位，我们只要舍得拿出钱来，给他们官做，就不愁搞不垮共产党&rdo;，&ldo;这一政策一定要坚持执行，这一机会千万不能放过。

&rdo;针对一部分特务对国共再度合作感到迷惑不解的问题，戴笠训诫说：&ldo;我们特工人员在政治上本身没有主张&rdo;，&ldo;我们不是政治集团，我们是领袖的耳目。

&rdo;&ldo;一切唯领袖之命是从，贯彻领袖的意志，替领袖分忧。

&rdo;如此，特务处的反共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戴笠是国民党内较早地认识并运用新的方法和手段与中共进行斗争的顽固派分子之一。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国共正式谈判。

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于3月下旬去杭州，与蒋介石谈判，中间经常回到上海作短期停留，居住在北四川路新亚酒店。

戴笠闻讯后，亲自布置上海区长周伟龙调动大批特务进行监视跟踪。

当时许多特务都不认识周恩来，戴笠就叫黄埔一期毕业的大特务吴乃宪去帮助指认，特务们在周恩来居住房间的西边和斜对过都开了房间，实行24小时连续不断的跟踪。

上海区对监视结果每天都要向戴笠作详细汇报，但始终没有发现重要情报。

戴笠曾多次大骂上海区的特务是一群&ldo;饭桶&rdo;、&ldo;不中用的东西&rdo;。

5月份，蒋介石派军委会中将高参涂思宗率领一个访问团赴延安，意在和中共接触，了解延安方面的情况。

戴笠知道后，认为这是一个对中共进行侦查的好机会，于是经蒋批准，乘机派遣中共叛徒、特务处军事科长杨蔚扮作访问团成员，随团赴延安搜集情报。

但除了了解到一些一般情况外，也没有能弄到重要情报，只得无功而返。

随着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逐步形成，戴笠意识到反共已不是国民党当前的主要目标，抗战已开始成为举国一致的大事。

为此，戴笠决定逐步调整特务处的工作重点，加强对日情报和行动工作。

这是戴笠特工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就戴笠的思想倾向来说，他基本上属于黄埔系中主战的少壮派军人阵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