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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9章（第2页）

戴笠虽然对汪恨之入骨，必欲啖之而后快，却又无可奈何。

终于在计穷力竭之际，决定将刺汪行动暂时放搁一边。

这是戴笠自出山以来所受到的一次最惨痛的失败，比起张超被政学系人物陈仪所杀，还要刻骨铭心。

蒋介石对戴笠组织的刺汪行动屡屡不能奏效，深感失望和不满，对军统的行动效率大加斥责，所幸这期间戴笠依靠杜月笙的神通，分化汪伪集团，策动高宗武、陶希圣出走成功，颇有微功，故蒋对戴未予深究。

高宗武、陶希圣都是自认为帮助汪精卫策划&ldo;和平运动&rdo;有大功的人，在汪精卫&ldo;组府&rdo;分赃的过程中，高一心要当外交部长，陶自念当个冷衙门的教育部长总是差强人意的。

但是，&ldo;组府&rdo;的名单敲定后，汪只给高1个外交部次长的位置，给陶1个宣传部长。

为此，两个人愤愤不平，认为给汪运筹帷幄，冲锋陷阵，出了这样大的气力，竟不能谋到一个像样的部长当当，不免心怀抑郁，感到当汉奸也当不出一个名堂，只好动动别的脑筋吧！

恰在此时，杜月笙在香港接受了戴笠要他在汪伪集团中物色对象，伺机进行策动投蒋的任务，也在暗中对高、陶动足了脑筋。

担任杜月笙与高、陶之间联络任务的是徐寄■和黄漱初。

徐与杜都是当时上海市商会的常务理事，两人交情非浅。

上海沦陷后，杜、徐先后赴港，黄与徐一为梁启超的进步党人物，二为温州同乡，三为商界搭档，因而私交甚笃。

而黄漱初与高宗武、陶希圣都是小同乡，且与高宗武有师生之谊。

杜月笙受戴笠之托，商之于徐寄■。

徐遂引黄见杜，3个人密商结果，认为可以利用黄漱初到上海策反高宗武、陶希圣投蒋。

杜当即将此事通过军统香港区长王新衡电告戴笠，由戴笠开出条件或价钱，好使黄到沪活动。

戴因此时在重庆一时不得脱身，故请杜到重庆面商。

杜到重庆后，与戴笠商量的结果，认为最好还是由黄先到上海探听高、陶的口风，如他们愿意回头，则可以先开出价码，然后再由戴笠报告蒋介石批准。

杜一听亦认为言之有理，于是在渝停留3天就匆匆返港，然后先从自身腰包里拿出一笔活动费垫上，送黄漱初上了去上海的豪华客轮。

黄漱初在上海活动了半个月，对高、陶晓以民族大义，劝其回头。

高、陶早有悔意，所虑的是头上已有了1顶大汉奸的帽子，回到重庆时会受到惩处。

其意也就是要蒋、戴表态，必须先给他们把那顶汉奸帽子摘掉。

杜月笙对此事无权裁处，电告戴笠，戴请示蒋后，蒋嘱戴邀杜赴渝面商一切。

于是杜月笙第二次飞渝，由戴笠直接引见蒋介石。

蒋听完了杜的详细汇报后指示说，只要高、陶脱离汪伪集团，可以既往不咎，要官做，就给以相当的工作，愿出国考察就给资出国，一切由他们自己选择。

如果他们能将日汪密约带出，另有重赏，蒋并叫财政部长孔祥熙发给杜月笙港币10万元，作为策动高、陶的活动费和补助高、陶的生活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