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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第2页）

将赋税的全权赋予国会，就犹如老虎负隅，左右内阁，指使王命，谁人敢加以阻止？这是激进政论家十分满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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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是要立，但不能立无代议士不交税，无国会立法不交税那样的限权宪法。

1881年，明治天皇发布预备立宪的诏敕。

这意味着，在1890年立宪之前，国民还没有参政权，却都有着真真切切的纳税义务。

为了缓解矛盾冲突，福泽谕吉起劲地吆喝起了官民调和。

1882年，他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东洋政略究竟如何》，先是讲了一通忧国的大道理，说&ldo;我们日本的东洋政略最终不能不依赖于兵力，扩军备战不可没有资本；其资本的出处在于国民&rdo;云云。

既然如此，谁不老老实实缴税，岂不就有国家的祸害民族的罪人之嫌？在福泽谕吉看来，虽然从道理上有&ldo;参政权与纳税义务交易之说&rdo;，但是直到1889年，&ldo;无法行使参政权&rdo;，那总不能人民不缴税而国家不扩军备战了吧？一番推论之后，他得出的结论是，&ldo;我们人民……只好等待八年。

尽快交纳租税乃是国民的本分&rdo;。

他进而建议，到1890年之前，应坚决实行增税政策。

那等上八年又如何呢？

在人们千呼万唤开国会，尚需慢慢等待开国会的时候，地方议会先后开设了起来。

1878年7月，制定了《郡区町村编成法》《府县会规则》和《地方税规则》。

从1879年到1881年，相继在41个府县成立了府会或县会。

当时，正赶上田赋改革的扫尾阶段。

府县会设立的宗旨，就是便于&ldo;征收民费&rdo;。

1878年5月，政府委员在元老院所作的说明里，就为什么要设立府县会，讲了三条主要原因，其中直接与税有关的有两条。

其一是，设置府县以来，因为民费征收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老是引起民间的物议。

之所以产生物议，不一定就是由于府知事、县令的专断暴行或区长、户长的滥用和浪费。

根子在于没有明确的法律，所以老百姓常常心生疑团，以至于在有的地方酿成骚乱。

其二是，征收民费，征收地方税，如果没有明确统一的办法，地方官就几乎无法操作。

如果制定出征收办法，不仅特别方便地方官征收税费，而且也不会有&ldo;人民生疑、物议纷起的麻烦&rdo;。

可是，府县会的发展脱离了当局预想的轨道。

府县会一开设，用福泽谕吉的话说，民情为之一变：&ldo;从前见到府县的小吏都不敢抬头看的农民商贾之辈，现在坐在庄严的会堂审查地方税议案，讨论预算的多寡，而当要通过一府一县的法案时，府知事、县令也难于左右他们。

从前农家的年贡由领主的地头课收，其轻重多寡被认为是由上天之手规定之后按严格的命令从天上下达的，岂料今天我们的年贡（用老眼光来看，地方税也就是年贡）由我们自己来审议，真是上下颠倒，用俗话来说，这等于老百姓办起老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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