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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第1页）

中江兆民如此这般描写，给人的印象是，庙堂之上是洪洞县里无好人。

这还不算，中江兆民甚至还把日本定性为一个&ldo;腐败透顶的社会&rdo;。

其实，中江兆民的后半生，恰逢日本帝国蓬勃发展之际。

在短短几十年里，铁甲海军、铁路、电灯、电报、大学、议会等等，从无到有，大败清帝国，更是在国际舞台上声名鹊起。

可是在法国喝了几年洋墨水的中江兆民，似乎视而不见，反而扬言，&ldo;假使执笔，就用笔攻击；如果开口，就用诟骂去对付它&rdo;，声称&ldo;直到死去以前，我仍要挥舞这一枝攻击的笔&rdo;。

不过，中江兆民著述这种激愤之作，官府没有索取他的性命，也没有剥夺他的自由，还能公开发表。

别说那还是二十世纪初，就是放在二十一世纪，如果扳着手指数数，不能在报刊电台公开批评总理大臣级人物的亚洲国家，也绝不只一个。

要是在这些国家发表类似的言论，肯定会被当成严重的刑事犯罪予以打击。

比较而言，日本帝国当年的舆论管制可谓相当宽松。

中江兆民的例子并不是日本帝国言论相当自由的孤证。

1903年，幸德秋水出版《社会主义神髓》，片山潜出版《我的社会主义》。

这两本书都是明治时代日本社会主义思潮的代表作。

在当年的日本帝国出版这种书，就相当于是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写文章鼓吹苏联应该实行私有化一样。

可帝国当局竟容忍了幸德秋水公然鼓吹&ldo;实行社会主义大革命&rdo;。

他这本书1903年7月初版，到11月份，就出第六版了，此后又在明治三十八年（1905）出了第七版。

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的大逆事件，被后人称为&ldo;明治时期最大的冤罪事件&rdo;，当时给日本社会带来了强烈的政治恐怖感。

对于这个事件的影响，小说家木下尚江称，当时日本各地是&ldo;草枯，风死，荒野满目凄凉&rdo;。

日本历史学家坂本太郎也说，&ldo;至此，对社会主义者的镇压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甚至凡是带有社会二字的东西均被视为危险品而遭到禁止&rdo;。

即便世道如此残酷，幸德秋水成了死刑犯，但是明治当局没有剥夺他终身的出版自由权。

相比20世纪其他国家的某些政治镇压而言，大逆事件的恐怖程度，实际上还算比较温和。

在幸德秋水被杀后第八天，他在东京监狱里完稿的《基督抹杀论》公开出版，并且一个月里重版了七次。

&ldo;住房盖成了监狱&rdo;

植木枝盛是自由民权运动的弄潮儿。

对日本的前途与命运，他倒不像福泽谕吉那样信心满满。

这并不是说，植木枝盛睁着两只大眼睛，却看不到东京通了火车之类的变化。

只是植木枝盛懂得，事情一码归一码。

毕竟，胳膊、胆、肺，再怎么健康，并不能由此就说心脏的健康与否无关痛痒。

有了火车坐，有了牛肉吃，这固然是高兴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