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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第2页）

这就是搞小组学习，要特务们读马列主义书刊，讨论共产党的党的建设，甚至由专人拟制提纲深入钻研《联共党史》，为小组布置学习问题。

这与戴笠对手下特务的思想封闭禁锢，以至谈&ldo;马&rdo;色变，谈&ldo;红&rdo;

色变来说，确乎要高明一些。

再次，系特务十分注意研究和提高&ldo;劝降&rdo;

技术，对被捕的中共党员进行&ldo;劝降&rdo;审讯的时候，一般采取心平气和的&ldo;说理&rdo;方法，而且善于用国民党的观点&ldo;辩驳&rdo;马列主义，来动摇共产党人的信念等等，促使其叛变革命。

这和戴笠对抓捕的人犯动辄严刑拷打，甚至亲自用刑逼供比较起来，也有水平高下之分。

就特情人员的运用来说，系特务也不同于戴笠。

他们一旦发现共产党的基层人员，并不急于逮捕逼供，而是先把他们引到偏僻的茶楼酒肆里，进行引诱、威胁，促其办理秘密自首手续，培养成内线&ldo;细胞&rdo;，然后扩大战果，从各方面创造条件帮助他们打入高一级的中共组织，凡发现不利于&ldo;细胞&rdo;提升的障碍，立即予以铲除，等等。

正因为系特务在反共方面有这些&ldo;高明&rdo;的手段，在整个30年代的前期和中期，系特务组织的地位始终在特务处之上，尤其是反共方面，系特务组织无疑是权威机关。

系大头目陈立夫也历来瞧不起戴笠动辄绑架、暗杀的土匪作风。

在一次系特工训练班上，陈立夫对特务们讲情报业务的政治要求，课后，陈立夫对身边的亲信特务说：&ldo;戴雨农欢喜蛮干，情报工作人员摆出吃相难看的样子，用便衣武装代替一切，还要情报工作技术有啥用场？&rdo;陈立夫虽不满意戴笠的作法，但从不公开批评，只是常在闲谈中讥讽奚落对方。

戴笠何尝不知道系的态度。

于是，他一方面借重黄埔系的势力，处处与系为难。

无论什么地方，只要有系的势力出现，复兴社和特务处的力量就要打上门去，进行争斗。

另外，系特务组织所属各单位要搜捕和处理人犯等，必定要经过各地警察局的批准和协助，而警察机构大多掌握在特务处手里，戴笠就借此与系为难。

只要是系提出要捕人，警察机关总是千方百计予以掣肘。

30年代中期，双方的工作重点都放在上海，因而上海市的警察机关成为双方斗法的场所之一。

系特工总部（即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上海区第一任区长史济美通过系掌握的上海市警察局督察室的关系，与上海市警察局所辖各分局打交道，但只能在华界地区活动，对于租界当局，是不能去联系的。

史济美要捕人，只能用上海市特别党部肃反专员的名义向上海市警察局申请批准后才能执行，而且被捕者要首先送上海市警察局，这给系特务们处理中共案件，培养&ldo;细胞&rdo;、发展内线带来极大不便。

当时任上海市警察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兼特务股主任刘槐因是戴笠的人，处处对史济美进行刁难。

史济美忍无可忍之中，还不得不对刘槐低声下气，处处予以拉拢巴结。

后来，史济美干脆向特工总部申请了一笔专项费用，按月津贴刘槐，这才算网开一面，让史济美把上海区反共活动的一些特殊工作维持下去。

随着时间的推移，戴笠和系之间的斗争也就越加尖锐，以至到水火不容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