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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第2页）

他们常希望中国革命的成功，赞助中国的改革，总想尽些力，于中国的现在和将来有所裨益，即使是自己还在做学生。

张秀哲君是我在广州才遇见的。

我们谈了几回，知道他已经译成一部《劳动问题》（3）给中国，还希望我做一点简短的序文。

我是不善于作序，也不赞成作序的；况且对于劳动问题，一无所知，尤其没有开口的资格。

我所能负责说出来的，不过是张君于中日两国的文字，俱极精通，译文定必十分可靠这一点罢了。

但我这回却很愿意写几句话在这一部译本之前，只要我能够。

我虽然不知道劳动问题，但译者在游学中尚且为民众尽力的努力与诚意，我是觉得的。

我只能以这几句话表出我个人的感激。

但我相信，这努力与诚意，读者也一定都会觉得的。

这实在比无论什么序文都有力。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鲁迅识于广州中山大学‐‐

（1）本篇最初印入《国际劳动问题》一书，原题为《〈国际劳动问题〉小引》。

（2）台湾在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后被日本侵占，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恢复。

文中说的张我权，当为张我军（1902‐1955），台北板桥人。

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学生。

（3）张秀哲台湾省人。

当时在广州岭南大学肄业，曾与人合著《毋忘台湾》一书。

《劳动问题》，原名《国际劳动问题》，日本浅利顺次郎著。

张秀哲的译本于一九二七年由广州国际社会问题研究社出版，署张月澄译。

略谈香港

本年一月间我曾去过一回香港（2），因为跌伤的脚还未全好，不能到街上去闲走，演说一了，匆匆便归，印象淡薄得很，也早已忘却了香港了。

今天看见《语丝》一三七期上辰江先生的通信（3），忽又记得起来，想说几句话来凑热闹。

我去讲演（4）的时候，主持其事的人大约很受了许多困难，但我都不大清楚。

单知道先是颇遭干涉，中途又有反对者派人索取入场券，收藏起来，使别人不能去听；后来又不许将讲稿登报，经交涉的结果，是削去和改窜了许多。

然而我的讲演，真是&ldo;老生常谈&rdo;，而且还是七八年前的&ldo;常谈&rdo;。

从广州往香港时，在船上还亲自遇见一桩笑话。

有一个船员，不知怎地，是知道我的名字的，他给我十分担心。

他以为我的赴港，说不定会遭谋害；我遥遥地跑到广东来教书，而无端横死，他‐‐广东人之一‐‐也觉得抱歉。

于是他忙了一路，替我计画，禁止上陆时如何脱身，到埠捕拿时如何避免。

到埠后，既不禁止，也不捕拿，而他还不放心，临别时再三叮嘱，说倘有危险，可以避到什么地方去。

我虽然觉得可笑，但我从真心里十分感谢他的好心，记得他的认真的脸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