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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公开招股的做法,正好就表示药物的救命性质也需要计上盈利表现才行。
也因此,血压调节药、高血压、勃起功能障碍的疗法便得以迅速发展,其他利润较低的研究领域所能募到的资金也就随之减少。
不过在20世纪90年代,仍有许多药物试验需要进行,那时制药公司便发现自身的能力已无法应对及消化工作量,他们需要专业的协助,以应对其对药物资料的需求。
原本制药公司都是在内部进行所有研究,并接受大学医院或研究医院的监管,但后来,有许多独立的契约型研究机构兴起,他们结合了以利润为重的管理技能以及复杂的临床技能。
这类研究机构有能力提供产业级的临床试验,并擅长于大众市场试验。
最终,科学家必须要做的事情就只有构思概念并拟订测试准则,接着,像是费城的preier研究集团或威斯康星州麦迪逊的科文斯公司等团队,就会在公司外部进行预先计划好的临床试验。
最开始的时候,契约型研究机构多半位于大学城里,因为那里有许多需要快速赚取现金的大学生会报名参加研究。
唯一的问题在于,试验的数量实在太多了,学生数却不足。
于是,契约型的研究机构便开始迁往城市的贫穷区域,这样就可以轻松吸引到收入低的居民,这就像是1950年代血液产业的作为。
由于这类组织所要负责的工作内容就是取得资料,因此契约型研究机构可以像其他公司那样,寻找更便宜的劳工来源,藉以降低成本。
今天,契约型研究机构遍布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边界城镇,吸引移民人口进入试验设施工作。
监察长办公室指出,1990年至2001年间,在低收入地区进行的临床试验数量增加了16倍,并预测该数字到了2007年会再增加一倍。
最终的事实表明,监察长办公室的预估并不准确。
反之,美国境内经营的契约型研究机构数量反倒减少了,这是因为监察长并未考虑到全球化因素的关系,像是资料搜集的工作可轻松外包给道德标准较宽松、经营成本较低廉、国民人均收入较低的海外国家。
荷兰合作银行印度金融(rabodiafance)公司在2004年所作的一份研究调查显示,把试验外包给印度,估计可让药物试验的整体费用降低40。
到了2005年,前十二大药物公司总计1200项临床试验当中,就有一半是在英国、俄罗斯、印度进行。
对于美国药物研发公司而言,这当然是很幸运的事情,这不只是因为在外国可节省成本,也是因为在外国从事药物试验,可解决美国职业小白鼠这个重大问题。
因为如果药物研发公司在患者很少接受保健医疗的区域设立实验室,那么差不多就能保证试验对象未受过治疗。
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印度没有能力让国民享有医疗照护,所以有大量人口可作为先前未接受治疗的自然人体,甚至还有人即使是罹患了重大疾病,都从未接受治疗。
到了2010年,印度更因许多民众都未接受治疗,因而享受到每年20亿美元的丰硕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