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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第2页）

全校有六个学院：文、理、法、农、工、医。

这样庞大的机构，管理人员并不多，不像现在大学范围内有些嘴损的人所说的：校长一走廊，处长一讲堂，科长一操场。

我无意宣扬旧时代有多少优点，但是，上面这个事实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北大图书馆就在北楼前面，专门给了我一间研究室。

我能够从书库中把我所用的书的一部分提出来，放在我的研究室中。

我了解到，这都是出于文学院院长汤锡予先生和图书馆馆长毛子水先生的厚爱。

现在我在日本和韩国还能见到这情况，中国的大学，至少是在北大，则是不见了。

这样做，对一个教授的研究工作，有极大的方便。

汤先生还特别指派了一个研究生马理女士做我的助手，帮我整理书籍。

马理是已故北大国文系主任马裕藻教授的女儿，赫赫有名的马珏的妹妹。

北大图书馆藏书甲大学的天下。

但是有关我那专门研究范围的书，却如凤毛麟角。

全国第一大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比较起来，稍有优越之处;但是，除了并不完整的巴利文藏经和寥寥几本梵文书外，其他重要的梵文典籍一概不见。

燕京大学图书馆是注意收藏东方典籍的。

可是这情况是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后才知道的，新中国成立前，我毫无所知。

即使燕大收藏印度古代典籍稍多，但是同欧洲和日本的图书馆比较起来，真如小巫见大巫，根本不可能同日而语。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真如虎落平川、龙困沙滩，纵有一身武艺，却无用武之地。

我虽对古代印度语言的研究恋恋难舍，却是一筹莫展。

我搞了一些翻译工作，翻译了马克思论印度的几篇论文，翻译了德国女作家安娜&iddot;西格斯的短篇小说。

我还翻译了恩格斯的用英文写成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只完成了一本粗糙的译稿，后来由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翻译局拿了去整理出版，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这些工作都不是我真正兴趣之所在，不过略示一下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而已。

这远远不能满足我那种闲不住的心情。

当时的东方语言文学系，教员不过五人，学生人数更少。

如果召开全系大会的话，在我那只有十几平方米的系主任办公室里就绰绰有余。

我开了一班梵文，学生只有三人。

其余的蒙文、藏文和阿拉伯文，一个学生也没有。

我&ot;政务&ot;清闲，天天同一位系秘书在办公室里对面枯坐，既感到极不舒服，又感到百无聊赖。

当时文学院中任何形式的会都没有，学校也差不多，有一个教授会，不过给大家提供见面闲聊的机会，一点作用也不起的。

第50节：回到祖国（3）

汤用彤先生正开一门新课《魏晋玄学》。

我对汤先生的道德文章极为仰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