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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第2页）

歌德到魏玛来是受到魏玛公国卡尔&iddot;奥古斯特公爵的邀请，当时他只有二十六岁。

德国在统一之前，分为很多小邦国，最多时达到二三百个。

这种状态非常不利于经济的发展、风气的开化，但对文化却未必是祸害。

有些邦国的君主好大喜功，又有一定的文化鉴赏能力，就有可能做一些招纳贤达、树碑立传的好事，很多文化精英也因此而获得一个安适的创作环境，留下佳绩。

德国在统一之前涌现的惊人文化成果，有很大一部分就与此有关。

反之，面对统一的强权，帝国的梦幻，民族的迷思，却很难有象样的文化业绩，更不待说在战争狂热的笼罩下了。

歌德在魏玛创造的文化业绩，远远超过魏玛公爵的预想，尤其是他与席勒相遇之后。

歌德和席勒在相遇之前，都是文学史上著名的&ldo;狂飙突进运动&rdo;主将，歌德以《少年维特之烦恼》，席勒以《强盗》，还有他们的其它作品，对封建意识形态表现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扫荡气势。

他们的精神前辈，应该是那位现实身份低微而历史地位崇高的莱辛。

歌德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特意让主人公自杀前还在读莱辛的作品。

歌德和席勒在魏玛相遇之时，&ldo;狂飙突进运动&rdo;的锋头已经过去，而他们已在开创一个古典主义时代。

历史将承认，德国古典主义的全盛时代，以他们的友谊为主要标志。

这三个人，构成了我们对德国文学性的印象。

他们几乎都是哲学家，不仅深思，而且宏观，有极高的学术素养。

这使他们的作品有一种罕见的终极沈思的品格。

这种品格有两个走向，既有可能走向概念嶙峋的学者化方向，又有可能走向吞吐万汇的巨人化方向。

相比之下，歌德是全然走向了后一个方向，莱辛、席勒两者兼融，在后一个方向上却没有歌德那样圆满。

当然，这与歌德的优裕和高寿有关。

无论如何，德国文学以后浓郁的哲理素质，就这么定下了。

看完歌德档案馆，我们在市中心的一家咖啡馆坐了一会儿，便去看席勒故居。

席勒故居是一座不错的临街小楼，但与歌德的家一比，就差得太远了。

由此，不能不想起歌德和席勒的私人关系。

就人生境遇而言，两人始终有很大的差距，歌德极尽荣华富贵，席勒时时陷于窘迫。

他们并不是一见如故，原因就在于差距，以及这种差距在两颗敏感的心中引起的警惕。

这种警惕，对旁人是一种永久的隔阂，而对知音，却是一种慎重的准备。

从种种迹象看，两人的推心置腹是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中期。

席勒命苦，只享受这份友情十年。

歌德比席勒年长十岁，但在席勒死后又活了二十多年，承受了二十多年刺心的怀念。

在他们交往期间，歌德努力想以自己的地位和名声帮助席勒，让他搬到魏玛来住，先借居在自己家，然后帮他买房，平日也不忘资助接济，甚至细微如送水果、木柴，而更重要的帮助是具体地支持席勒的一系列重要创作活动。

反过来，席勒也以自己的巨大天纔重新激活了歌德已经被政务缠疲了的创作热情，使他完成了《浮士德》第一部。

于是，这对友人，身居小城，开启了欧洲文艺史上的一个时代。

他们已经很难分开，但还是分开了。

上天让他们同时生病，歌德抱病探望席勒，后来又在病床上得知挚友亡故，泣不成声。

席勒死时家境穷困，他的骨骸被安置在教堂地下室，不是家属的选择，而是家属的无奈。

病中的歌德不清楚下葬的情形，他把亡友埋葬在自己心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