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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第2页）

第四，这些过去都是积极反共的专家、打手，只经过这么短期的教育改造，便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都成了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社会的人，这不能不说是奇而又奇的吧！

陆铿对我的启发和鼓励，也是起了主要的作用。

他说：你长期和这些人生活在一起还不觉得，我到了香港，也到过台湾和日本、美国等地后才感到，这些人不但过去在国内享有盛名，今天在港、澳、台和海外的中年以上的中国人，迄今还有不少人没有忘记他们，其中有几位还是全球的知名人物。

这些人是中国一代的统治阶层。

将来写中国历史时，不少人还会被写上一笔。

特别是在台湾和海外，他们都有不少亲友，现在还在关心他们，希望了解他们被俘后的真实情况。

你有责任和义务来报道他们，因为这些人中不少都已届古稀以上的高龄，愿写这些内情的人不会太多。

你们年轻点的不写出来，难道让后人去胡猜瞎写吗？这些话的确打动了我，所以我不再推辞而答应继续写下去。

我当时的想法，写这些东西，应当有一个目的，就是如何把党的宽大政策和改造政策，通过许多具体生动的事例来说明，以有利于祖国早日得到统一。

所以我在写这些东西时，学了港台人写东西的轻松笔调，在笑谈中来暗示出党的政策，所以我边写边看别人的东西，也随时向陆铿等老友去请教，我在香港虽只一个月，却写出不少。

因为我有早起早睡的习惯，而我早上5点起床，有些人还刚刚入睡，得10点后才开始活动。

我每天几乎有五小时左右来写，我原打算写完十来篇就算完成任务，回北京后便不再写了。

完全出我意料，《百姓》半月刊于1982年2月1日第17期开始连载本文后，很受读者欢迎，特别是台湾一些高层军政人员更是每期必读。

陆铿眼看我留下的稿快要用完，便一直催我再写些寄去。

香港几位过去劝我不要写的人也来信鼓励我多写，所以我在北京又写了些寄去。

1983年，陆铿去台湾见了那位最高领导，他也说：&ldo;见闻写得很有趣&rdo;。

《百姓》半月刊主编胡菊人先生也说：&ldo;我每次校读&lso;见闻&rso;时，都感受到很大兴趣。

本来是一种&lso;不自由&rso;、&lso;劳动改造&rso;、&lso;思想检查&rso;、&lso;等同囚犯&rso;，并随时有拉出去枪毙的恐惧心情之下的见闻，应该是很&lso;痛苦&rso;的事情，然而作者笔下给人的感觉却是一种&lso;苦中有乐&rso;的兴味，一种身在局中而心在局外的&lso;静观&rso;而得来的&lso;逸趣&rso;。

&rdo;我对这种过奖之词，深感惭愧，我只觉得人的苦乐观各有看法不同。

有些事既可看成&ldo;苦不堪言&rdo;，也可看成&ldo;机会难得、乐趣无穷&rdo;。

这可能是由于我过去的生活经历的关系。

我过去遇过不少惊险万分的事，常常化险为夷，所以对许多事便养成听其自然，从不去自寻苦恼。

有一种随遇而安得过且过的思想在支配我，因而对什么都满不在乎，就这样混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