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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第2页）

这次下乡劳动的时间并没有预想的那么漫无边际，等我们在几度春耕秋收之后突然被通知回到上海，情况已发生很大变化。

工宣队、军宣队和造反派之间吵闹得很厉害，造反派的一些头头被关起来了，又出了林彪事件，一来二去，上级居然下令要复课了。

复课又没有教材，于是一窝蜂地成立各种各样的教材编写组。

原先被作为运动对象或运动阻力看待的那帮人，开始有点事干了。

先听说有一批教师要去参加修订《辞海》，名单上有张可老师;后来陆陆续续又有一些教师被抽调出去。

一天在大食堂，有一个军宣队员找我谈话，要我参加设在复旦大学的一个现代文学编写组。

&ot;每个文科学校都有人参加，以复旦、师大为主，我们是小学校，要谦虚。

&ot;他说。

当时所有的修订组和教材编写组都由市里的写作组统管，写作组对我这样一个&ot;文革&ot;以来未曾参加过任何组织的年轻人有点看重的意思，然而毕竟我的运气太好，一九七五年年初就发觉得了肝炎。

在家休息一阵还不行，只得住院，出了医院就到故乡休养去了。

要不然，从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六年，我如果在上海，没准也会奉命参与一些诸如&ot;反击右倾翻案风&ot;和其它名目繁多的小运动，这些居然都让我逃过去了。

古人说&ot;因病得闲殊不恶&ot;，信然。

记得回乡休养前在学院医务室里还遇见过张可老师一次，她说：&ot;没关系，我爱人也得过肝炎，少吃药，多休息，增加营养。

&ot;顺便她还愉快地告诉我，学院里受人尊敬的朱端钧教授现在也在参加修订《辞海》。

这次她终于提到了自己的爱人。

我曾听系里的老师说，她爱人是&ot;胡风分子&ot;，究竟是谁，却不清楚。

说是回乡养病，故乡却只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祖母，我怕传染给她。

后来是我同乡的老师盛钟健先生在奉化县的一个半山腰里找到一间小房子，让我住了下来。

吃饭则有一顿没一顿，搭在山脚下一个极其简陋的小食堂里。

那里连一份报纸也看不到，完全不知道天下发生了什么事。

又是大幸，居然让我认识了一位八十多岁的沈老先生，他受当地文化馆委托管理着早年蒋经国先生在山间的一个读书室，经他点头，我就全身心地钻到那些旧书里去了。

那儿除了《古今图书集成》、《二十四史》、《四部丛刊》外还有《万有文库》和比较完整的二三十年代出版的文化杂志，我反正有的是时间，一本本阅读。

正经书读累了，就去兴致勃勃地翻阅一大堆《东方》杂志。

读书室外面是长天荒草，安静无比。

我从来没有获得过那么优越的读书条件，当然绝不放过，连生病的事也忘记了。

那位沈老先生有点仙风道骨，那么大年纪还每天爬山，有时居然亲自提一小篮子家栽时鲜水果，到半山小屋来送给我，让我既惊讶又感动。

我问他为什么不在读书室里交给我而要亲自送来，他说这是&ot;礼数&ot;。

他倒是每天早晨在家听点广播，把重要的消息告诉我。

有一天他说唐山发生了大地震，你半山腰的小房子也危险，于是我几经打听搬到一个庙里躲避。

在庙里又住了不少时日，仍然天天去读蒋经国先生留下的那些书。

那个读书室造得很坚固，即使发生地震也会很安全。

沈老先生说，蒋经国先生从来没有充分利用过这个读书室，这个读书室简直就是为我造的了。

从古庙到读书室那条冷僻的荒路，我已经走得悠然陶然，几乎记不得年月了。

后来知道，这些年月，中国政治领域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上海文化界的气氛也十分紧张，而我则好像被一种神秘的力量冰冻封存了。

直到二十年后，上海有剧作家在编剧之余突然构想起我的这段行踪，情节千奇百怪，甚至指派我担任了上海某写作组的组长，好像一个人在荒山中指挥着远处的斗争。

我听到后总是大笑，说我的问题比他们想的严重得多。

试想，我躲在国民党首脑的读书室里，与一个身份不清、但一提起蒋经国总不忘&ot;先生&ot;尊称的奇怪老人交往得不明不白，而且生活形态已近似&ot;落草&ot;。

写作组总有白纸黑字的文章可以一篇篇清查，而这段&ot;落草&ot;的经历又怎么能说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