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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第2页）

我能感觉出这是一个房间，一些人在我旁边说话，其中有几个女生。

开始审讯了，问我地道在哪里之类，我嘲笑说，你们不能攻占这两座楼，知道地道在哪里就没有意义，你们能攻占，到时候就自然知道了，何必要问。

其实，我没有下过地道，还真不知道具体的位置，完全是出于气愤偏这样说的。

当然，招来的是一顿狠打，把我颠来倒去，拳打脚踢。

挨打时，我听见那几个女生在清脆地笑，真令我对女性要刮目相看。

审讯时间倒不长，我被带到另一个地方，除下蒙在脸上的衣服，我发现眼前站着几个我班的对立派同学，其中有李主庆。

李是调干学生，比我年长得多，一向像兄长般对我友好。

他说要和我聊聊，我回答说，我不想以俘虏的身份聊，要聊以后再聊。

话音刚落，那两个押我来的外系学生怒不可遏，举手就要揍我，被李劝阻了。

李依然对我友好，带着沉默的我穿过校园，把我送出了校门。

刚回到楼里，我班一个在井冈山总部任职的同学立刻跑来慰问我了。

原来，总部对新北大的电话实施监听，听到了抓我的那伙人与我班新北大人之间的通话，已经了解全部经过。

他免不了要对我的英勇表现夸奖一番，并且告诉我，因为我班那些人的求情，我才免遭更多的折磨。

其实，我的勇敢完全不是因为忠于井冈山，而只是在受侮辱时的自然反应。

当时，守在困楼里的人大多是铁杆分子，也有的是觉得好玩，积极参与拼长矛和打弹弓的战斗，而我连弹弓的胶带也没有摸过，更不用说拼长矛了。

人们困在楼里，除了武斗便无事可做，天天聚在一起打扑克或聊天，我对这种环境也已经十分厌烦。

因此，在被抓以后，有一位同学建议我住到地质学院去，我就乐意地接受了。

当时北京高校的学生组织分成天派和地派两大派，北大井冈山属于地派，而地质东方红是地派的大本营，因此很乐于收留地派的难民。

我住在那里的一间学生寝室里，和那些心地单纯的工科学生相处得十分融洽。

在蜗居困楼和避难地质学院期间，我真正不能忘怀的只是一件事，就是郭世英之死。

为了发散心中的哀痛，我别无途径，仍然只能写诗。

在那些日子里，我写了三十五首诗，结集为《哀歌》，保存下来了。

我写我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寻找一个声音，我请它不要躲避我，因为已死的活人并不害怕复活的鬼魂。

我还写我爱诗，对诗句却毫无兴趣，唯有诗人表达不了痛苦的滋味，我最是熟悉。

这些都是当时的真实感觉。

世英死后的两个月里，我很少去郭家了，以前去都是和世英玩，他不在了，我又是那样拘谨的性格，再去未免尴尬。

但是，我心中真是惦念那一家人，便在6月的一天给郭平英写了一封信，开始了我们之间的通信。

在当时的情境中，我们只能用一些革命的豪言壮语来振作自己，而真正的悲痛又是任何语言无法表达的。

平英对此比较清醒，不愿意再说空话，便在一封信里提出要求，让我写一写世英在北大时的事情，那是她很不清楚的。

于是，我趴在地质学院避难所的床铺上一气写了四天，小32开的纸写了四十二页，寄给了她。

二十年后，我考研究生回到北京，平英把这一封长信交还给了我。

多亏她的提议，我在印象还相当鲜明时写了这些回忆，还多亏她完好地保存了这些纸片。

1976年，我在广西时也凭借记忆写了北大期间郭世英的往事，题作《大学第一课》。

现在我把这两份文件进行核对，发现出入倒不大，可见那一段经历给我留下的印象之深。

当然，还是有些出入的，事过十三年的记忆毕竟要比事过五年的磨损得多些。

现在和以后我写郭世英时，手头有了这些文字的依据，不必凭空在事过四十余年的记忆中费力搜索，这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