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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章（第2页）

尽管如此，男女村民都宣称他们对女性村长较不满意。

进行研究的学者对于这点感到困惑不解：服务愈优良，不满意的程度却愈大。

不只是男性沙文主义者不高兴，连女性村民也同样不满。

一般民众似乎对于政府强迫他们接受女性领袖感到惴惴不安，他们厌恶女性领袖，因为平均而言她们比男性领袖受教育程度更低、经验更少。

这个现象的确说明，至少在印度，女性从政者面临一个难关：即便她们提供的服务优于男性，但一开始却遭受更严厉的评判。

后续研究发现，村庄一旦曾由女性村长治理过，民众对于女性领袖的偏见就消失了，这时村民的评判标准就没有性别之分了。

这种研究显示，为女性保留地方领袖定额是值得的，因为此举克服了阻碍女性候选人的最初障碍。

印度式的女性官员配额似乎打破了性别屏障，让后来的政治体制变得更为民主开放。

不管女性担任领袖的影响如何，其广泛的效应都不容忽略，这点我们从美国历史当中就可以找到直接证据。

之前提过，美国在女性取得投票权之后，孕产妇死亡率才大幅降低：当女性能发出政治声音时，她们的生存境遇也更可能会被优先对待。

此外，有确凿的证据显示，当女性获得投票权之后，会有更多经费分配到公共卫生，尤其是儿童健康方面，因为这是女性投票者强烈关心的议题。

斯坦福大学学者格兰特&iddot;米勒（grantiller）曾经做了一项精彩的研究，他想知道妇女得到投票权之后，政府会采取什么样的公共卫生医疗措施。

研究发现，如果某一州的妇女获得了投票权，该州的政客会抢着分配更多经费给儿童健康护理，以便赢得女性投票者的青睐；但在女性依然无法投票的州，这种事情没有发生。

&ldo;《普选法》颁布的第一年内，立法投票表决的模式转变了，地方性的公共卫生支出大约提升了35，&rdo;米勒教授写道，&ldo;颁布《普选法》之后，儿童死亡率降低了8～15……从全国来看，这样的降低幅度等同于每年大约避免了2万名儿童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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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情况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

1920年，第十九条宪法修正案赋予全国妇女投票权，一年之后国会通过了《谢泼德-唐纳法案》（射ppard-towneract）。

该法案是用来保护孕产妇及婴儿的，是公共卫生领域的划时代计划。

&ldo;促使国会通过此法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害怕民意调查时被新的女性投票者痛批，&rdo;一名历史学家这么写道。

这段时期美国健康卫生方面的改善令人惊叹：1900～1930年间，1至4岁儿童的死亡率降低了72，当然，出现如此大改变的原因还有很多。

如同米勒教授指出，反对妇女参政的人士经常提出以下理由：如果妇女参与外部活动，儿童就会受苦。

事实上，我们的历史证明，对于美国的儿童来说，女性参政具有广泛的救命般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