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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第2页）

国共两方的学生斗争激烈。

此时，胡乔木（原名胡鼎新）同志正在历史系学习，与我同班。

他在进行革命活动，其实也并不怎么隐蔽。

每天早晨，我们洗脸盆里塞上的传单，就出自他之手。

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尽人皆知。

他曾有一次在深夜坐在我的床上，劝说我参加他们的组织。

我胆小怕事，没敢答应。

只答应到他主办的工人子弟夜校去上课，算是聊助一臂之力，稍报知遇之恩。

学生中国共两派的斗争是激烈的，详情我不得而知。

我算是中间偏左的逍遥派，不介入，也没有兴趣介入这种斗争。

不过据我的观察，两派学生也有联合行动，比如到沙河、清河一带农村中去向农民宣传抗日。

我参加过几次，记忆中好像也有倾向国民党的学生参加。

原因大概是，尽管蒋介石不抗日，青年学生还是爱国的多。

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爱国主义的传统是源远流长的，根深蒂固的。

这几年，我们家庭的经济情况颇为不妙。

每年寒暑假回家，返校时筹集学费和膳费，就煞费苦心。

清华是国立大学，花费不多。

每学期收学费四十元;但这只是一种形式，毕业时学校把收的学费如数还给学生，供毕业旅行之用。

不收宿费，膳费每月六块大洋，顿顿有肉。

即使是这样，我也开支不起。

我的家乡清平县，国立大学生恐怕只有我一个，视若&ldo;县宝&rdo;，每年津贴我五十元。

另外，我还能写点文章，得点稿费，家里的负担就能够大大地减轻。

我就这样在颇为拮据的情况中度过了四年，毕了业，戴上租来的学士帽照过一张相，结束了我的大学生活。

当时流行着一个词儿，叫&ldo;饭碗问题&rdo;，还流行着一句话，是&ldo;毕业即失业&rdo;。

除了极少数高官显宦、富商大贾的子女以外，谁都会碰到这个性命交关的问题。

我从三年级开始就为此伤脑筋。

我面临着承担家庭主要经济负担的重任。

但是，我吹拍乏术，奔走无门。

夜深人静之时，自己脑袋里好像是开了锅。

然而结果却是一筹莫展。

眼看快要到1934年的夏天，我就要离开学校了。

真好像是大旱之年遇到甘霖，我的母校济南省立高中校长宋还吾先生，托人邀我到母校去担任国文教员。

月薪大洋一百六十元，是大学助教的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