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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第2页）

我们还研制了制定计划的辅助工具，用于空中指挥中心。

它可以更为准确地模拟一件武器击中某一特定结构后的爆炸效果。

比如，我们要攻击墙后的一幢房子。

当估算可能的附带损伤时，没有考虑墙的影响，而依爆炸威力画了一个圆。

实际上，因为那堵墙的存在，爆炸冲击波更象一个蝴蝶型。

通过这一工具，我们能对投弹区域的环境有更好的了解，从而能够考虑更多的事情，包括改变武器的尺寸，改变武器的爆炸时机（使其在地下爆炸可以进一步缩小爆炸威力），甚至改变攻击的角度。

因为如果从某个角度攻击，就可以减弱所有的效果，而从另外的角度则不能。

这套工具只是空中指挥中心和航空母舰上使用的众多工具中的一套。

这些工具都是用来考察能够以适当的方式，将适当的武器投向适当的目标的多种可能方案的。

效果中心战与附带损伤联系非常紧密，因为减少附带损伤的最佳方法就是只打击需要打击的目标。

然而，从宏观上看，据目标分析专家的粗略的估计，伊拉克可能至少有50000个目标，包括了每一座桥梁、电站、军事基础设施和防空阵地。

美军将它们逐个分类，并要求得到潜在目标的外观图像以及解除目标武装所采取的方法。

可是，当我们在制定计划时，明确了应该达到的政治目的、军事目的和所要取得的效果后检查所要攻击的目标清单时，就会发现需要攻击的目标不在那五万个之内。

这里的每一个目标都要估算附带损伤。

之后我们才能确信对目标已经了解得足够多，以致于能够达到预期效果。

然而目标信息并不总是很充足，但我们能尽自己所知以决定对该目标采取的措施。

在依据所要达到的效果选定了适宜的武器后，我们不但要考虑可能的附带损伤，还要考虑可能涉及的武装冲突的法律依据，也就是攻击那个目标的法律意义。

之后，在计划的最后阶段我们会尽自己所能调整武器方案，再将任务交给空勤人员，力争在取得最佳效果的同时把可能的平民伤亡和附带损伤降到最低。

但这事实上是高级军事首脑非常难做的决定。

什么样的误伤数字可以接受，什么接受不了没有明确的界线。

也没有办法精确计算出一次行动可能的误伤数字是多少。

我们会依据该地区的人口数量、类型、是住宅区还是商业区以及攻击的时间来粗略地估算这一数字。

无论如何，这都不是一项轻松的工作。

高级指挥官会亲自核对有可能造成平民伤亡和附带损伤的情况。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攻击目标时造成附带损伤的可能性都非常小，因为它们附近也都是军事目标。

然而，有些目标的附带损伤是需要作出精确评估的，战场指挥官要决定什么数字，或在多大范围内可以接受。

答案不是唯一的。

例如，一枚携带核生化弹头的飞毛腿导弹处于闹市区内，这枚导弹有可能袭击科威特或以色列，那么对这一目标的攻击造成的较大的平民伤亡也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是一枚存放于谷仓的没有弹头的导弹，我们不会冒险去攻击。

在任何情况下，指挥官都要考虑攻击后的具体效果是什么，他们想达到什么目标，以及衡量能达到的效果与军事价值是否值得付出如此的平民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