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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2章（第2页）

1980年底的经济调整算是真正落实了，按房维中的意见，那年的调整，争得了三年的发展，计划叫做保四增五，实际达到的速度是7-8％，甚至更快。

赢得了1981-83年三年经济的正常发展。

到了1984年底，经济上就又开始冒了。

中间有1983年春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批评耀邦的经济观点。

这场争论从十二大准备工作开始到十二大开完，直到1983年春天才结束。

姚依林、宋平、房维中写信，反映经济上存在的问题。

小平、陈云、先念同志分别找赵紫阳、胡耀邦、胡乔木谈话，又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点名批评耀邦。

在发展速度问题上，当时赵紫阳还算头脑清醒，说我们的经济，历史上都是这样，发展两年，好的时候，头脑就发热，要猛上，结果又来一次调整，经过整顿，日子好一点，头脑又发热了。

1983年春天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结果，是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赵紫阳任组长，经济的决策权从耀邦转到赵的手里。

这对耀邦是一个抑制，对赵是一个支持。

这个局面一直维持到1984年。

许多同志说，农村也好，城镇也好，十年中间，1984年为黄金年。

1984年以后开始走下坡路，问题就多起来了。

1984年以前，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在农村。

农村即过去讲的休养生息的三条：减免农民一点负担，增加一点粮食进口，提高农产品的价格。

这些政策的实行，给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提供了比较好的条件。

从长远的外部生产条件来讲，全国农村经过过去（包括&ot;文化大革命&ot;期间）长期坚持的水利建设，在生产责任制实行以后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没有上述的休养生息的各项政策和农田水利建设，即使实行包产到户，也发挥不了那么大的作用。

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时候，我当时提了一条意见，包产到户要实行，但是一定要坚持土地和其他大型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

后来杜润生他们吸收了这个意见。

他们的提法，叫统分结合。

实际上，有的原来集体经济基础比较好的地方，坚持了统分结合，更多的地方只有分、没有统，拖拉机分了，社办企业分了，多年积累起来的集体财产也分光了。

这几年我到湖南、广东、浙江、江苏、上海等地，他们都这样讲，凡是实行联产承包制时坚持集体经济的，后来普遍好，没有坚持集体经济的，现在发展慢。

当时还提出扶助重点户、专业户。

重点户、专业户敢于带头冒尖，在这点上起了某些好作用。

农村贷款都来抢，重点是贷给这些人了。

在这个基础上，出现了农村雇工。

这是必然的。

因为一方面农村出现剩余劳动力，一方面生产资金集中，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贫富不均。

当时如果不允许雇工，是不对的，实际上也禁不住。

问题是怎么引导，怎么管理，用时髦的话，叫政策导向。

赵紫阳说，不超过七个人的界限，两个帮工，五个学徒，七个人以内的不叫雇工。

。

他这个意见倒是比耀邦的意见还接近现实一点，而耀邦、万里二位都不主张对雇工人数加以限制。

有一次赵紫阳在书记处会议上说，中国农村地少人多，从生产上来讲，不可能形成美国、欧洲那种大规模农业经营资本家，我们的生产还达不到这种程度，如果在农村出现了数量很多的雇工，一个是不利，一个是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