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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章（第2页）

当时用了比较多的时间来搞这个东西，但后来因文件太长，实际上没用上。

到了这个时候，胡耀邦感觉到在民族问题上出了毛病，要收拾这个局面，于是提出&ldo;两个离不开&rdo;。

在酝酿过程中，我听说（没看到文字），原来的纪要上他讲过在新疆问题上，党中央只要三个权：国防权、外交权、内政否决权。

即除了国防、外交归中央管外，新疆自治区范围里的内政都由你们决定。

决定了以后，中央只有这一点权，即看到有哪些不妥当，可行使否决权，其他事情都由你们决定。

我就问胡，在民族地区怎么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呢？除了三个权，其他都由民族自治区自己管，这怎么行呢？他和我说，这不是他说的，这话是万里说的。

这件事情后遗症太大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安定。

后来新疆又出了一件事：我们要提铁木耳，新疆要提司马义；中央采取了一个措施，即把司马义调到民委当主任，当时乌鲁木齐有一、两千人（民族人员）上街拥护司马义。

在这种情况下，王震出了个主意：汪锋不能再呆下去了，要调出，把王恩茂调回去，又调谷景生去当区党委第二书记。

从此之后，新疆的局势才逐步稳定下来。

（3）胡耀邦的两个问题

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我看胡耀邦有两个问题，一是对帝国主义要分裂中国这样的大问题，他没有警惕：对百多年的历史，即英国、印度总是想把西藏搞过去，英国、美国、过去的沙俄及苏联要把新疆搞走，他可能没有这方面的历史知识，即便有，在他的思想上并不重视，或者说完全忽视这种大问题。

在民族地区，反对民族分裂是头等、特等的大事。

一切内政都与此有关。

你对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事情不提高警惕，人家却天天在打我们的主意，多危险啊！

另一个问题是，对民族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危险没有认识。

当然啦，在&ot;文革&ot;期间，在内蒙地区搞内人党确实搞得不好，包括在西藏、新疆存在的这类&ot;左&ot;的危害，可能给他的印象太深。

于是就要纠正，就要拨乱反正，而其他的问题就都不放在脑子里，结果就出了问题。

后来在西藏问题的座谈会上，他也多次强调反&ot;右&ot;。

说明接受了教训。

2批《苦恋》和反对错误思想倾向

当时，在文艺界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出现了一些歪曲历史和现实、丑化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作品。

最有代表性的是电影文学剧本《苦恋》。

被拍成了电影《太阳和人》，准备在全国上映。

《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批评文章。

这件事招来了不小的风波，国内外有些人借题发挥，歪曲批评真相。

国内一些人不但不批《苦恋》，反而热衷于批军报的文章，写信给《苦恋》的作者表示同情和支持。

周扬和作协、文联的人对批《苦恋》也不满。

后来，经过做工作和说服教育，作协才算写了批《苦恋》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