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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第2页）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卑微的小人物，违背一切理想原则，却符合一切现实条件。

他虽然不符合武侠的国家理想，却满足了人们在阅读武侠小说中寄托的一切私人欲望：财富、美女、主宰他人的权力、成名……他虽然在&ldo;道德&rdo;上，违背了许多侠客的基本信条，却因为在&ldo;人情&rdo;一面异常周到而讨人喜欢。

因此，甚至连金庸自己都难以对这个人物进行定位了。

他写《韦小宝这小家伙》，既承认他身上可爱重义气一面，又强调他违反道德的一面。

而他对于韦小宝的态度，恰恰体现的便是这种&ldo;道德&rdo;与&ldo;人情&rdo;的矛盾。

他既称韦小宝为&ldo;这小家伙&rdo;，口气自然是异常爱护：&ldo;我写《鹿鼎记》写了五分之一，便已把韦小宝这小家伙当作了好朋友，多所纵容，颇加袒护，中国人重情不重理的坏习气发作了。

&rdo;但是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金庸已颇有道德教化之心，对于人性与现实之外，需不需要承担道德职能，显得动摇困惑起来了，所以又要强调：对于中国的处境，&ldo;韦小宝作风&rdo;还是少一点为妙。

作为小说家来说，金庸本不必承担笔下人物的教化功能。

当年回答论难时所理直气壮地坚持的&ldo;艺术主要是求美、求感动人，其目的既非宣扬真理，也不是明辨是非&rdo;，到了他晚年，看来已经有所修正和改变。

后来他封笔多年之后，号召青少年要做郭靖、令狐冲，不要做韦小宝，则更是以说教代小说，作为文化名流，这样的号召本无可厚非，但是身为人物的创造者，还要做出这样的号召，就不免显得虚弱无力，顾盼踌躇了。

这其实是武侠小说长期面临的一个质疑：武侠是不是在&ldo;诲淫诲盗&rdo;?武侠小说自出生始，是否要为其中的负面因素负责?读者接受作品中的什么，跟作者是否有关?当金庸是个商业性作者的时候，他可以完全不顾及这些，只在意自己的创作艺术;但是，当他一旦成为社会名流，被尊为武侠大宗师之时呢，他是否会改弦更张，皈依&ldo;正&rdo;途?

我们无法猜测金庸当时和如今的想法。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随着金庸的名望日重，他开始将他本来所轻视的武侠创作当作正经文学来对待，或者至少，尽管他仍对通俗小说这种体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相当轻视，认为武伙小说本身&ldo;算不了什么&rdo;，却也在试图使&ldo;金氏武侠&rdo;成为超越于其他各家武侠小说的存在。

1972年底，金庸宣布：&ldo;如果没有什么意外，《鹿鼎记》是我最后的一部武侠小说了。

&rdo;然后，金庸用了十年的时间，精心修改每一部作品，逐次出版。

在武侠之外，金庸对于&ldo;历史&rdo;和&ldo;学识&rdo;非常执著。

当年《金庸梁羽生合论》批评他在文史修养方面的不足，金庸当时并未正面回答，但是修订的时候，他便十分在意。

《书剑恩仇录》中的回目被重新写过，而《神雕》中黄蓉唱曲的部分，虽未删除，却多加注释解说。

《倚天》等作品的回目，用诗词加以重新写过，而金庸对于历史考据的癖好和为此加上的许多注释，则几乎到了令人诟病的地步，如《鹿鼎记》中，对于人物形象完全虚构的建宁公主实有其人的考证，就颇不必要。

但是，另一方面，小说中的历史感的增加，对小说的艺术水平有所补益，例如《碧血剑》中加入大篇幅关于历史的思考，成为《碧血剑》的重要艺术价值所在。

而李自成纵兵入都，李岩蒙冤身死之事，写得尤为沉痛，常被认为是《碧血剑》一书中最精彩的段落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