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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第2页）

这种优惠的政策让全中国的银行家趋之若鹜。

问题是，当新一轮国债发行时，政府根本无法用现金偿还，便以新债抵充旧债，各银行从此陷入&ldo;循环式的陷阱&rdo;。

根据民国学者章乃器在《中国货币金融问题》一文中的计算，到1932年前后，银行所持有的全部证券中的80都是政府国债。

因为有那么多钱借给了政府，他们不得不乖顺地坐到同一条船上，平等关系从此终结。

中国经济史专家王业键因而评论道：&ldo;上海银行家的这种合作不仅解决了政府的经济困难，而且加强了政府对商业界的控制力量。

当各个银行的保险柜里塞满了政府的债券时，也就是他们在政治上积极参与了这个政权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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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控制证券市场。

1929年10月，国民政府颁布《交易所法》，规定每一地区只准有一个有价证券的交易所，其他的交易所一律合并在内。

虞洽卿对蒋介石北伐支持最大，此次他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成整顿重点，棉纱交易率先被并入国营的纱布交易所，随后，证券部分并入证券交易所，黄金及物品交易并入金业交易所，到1933年秋，证券物品交易所被整体并入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

第四步，利用经济危机，大量收编民营企业。

1934年前后，国内爆发金融危机，孔祥熙、宋子文等人乘机把手伸向民营工业，国营事业集团通过接收、控股等手段进入原本以民营资本为主的大量轻工业领域，如烟草业、粮食加工业等。

最后一步，银行国有化。

在1935年之前，中国金融业的主动权仍牢牢握在私人银行家手中。

全国银行总资产的89掌握在上海银行同业公会的成员手中，其中，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资产占全国银行总资产的三分之一。

1935年3月，孔祥熙以拯救实体经济为名，要求同业公会购买一亿元的定向国债。

其后，他突然宣布，政府出于管制的需要，要求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增发股票，一亿元国债将不再按原来设想的贷给工商业者作救济之用，而是要用来购买两行的股票，政府跃升为第一大股东。

此后半年，中国通商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和中国实业银行等相继被政府控股，国营资本在全国银行中的资产比例从不到12猛增到728。

1935年的银行国营化，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第三次&ldo;国进民退&rdo;事件。

美国学者帕克斯?小科布尔在《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一书中写道：&ldo;这次对银行界的突然袭击，就政府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来说，是南京政府统治的十年中最重要和最富有戏剧性的一次大变化。

&rdo;159王业键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评论道：&ldo;这个事情不仅表明了政府对中国金融界的完全统治，而且也说明了企业家作为一个有力量的阶层是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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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通过七年的系统性整肃，中央政府重新掌握了国民经济的主导权，政治、军事和经济的集权效应呈现。

1935年11月，在对银行业完成了国营化改制后，孔祥熙宣布进行法币改革，规定从次日起，推行金本位制，全国的货币统一为法币，从此，确立了统一的现代货币制度。

到1937年，全国有近4000家现代工厂、1万余公里铁路、116万公里公路、12条民航空运线路、89万公里的电话线和73万个邮政局。

在经济建设上，中国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