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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第2页）

唐朝的宽松政策持续了120余年，与李世民在这两项的制度创新有关。

唐朝的中央政府实行六部制，比汉朝的十三曹整整少了七个部门，是一次很大的部门精简。

李世民用官非常之少，贞观年间，中央机构中的文武官员最少时只有643人，全国仅7000余人，这应该是历朝人数最少的政府了。

据明末学者朱国桢的统计，有唐一代需财政负担的官员总数最多时约为18万人。

唐朝的官员按官职高低都可以领到一块&ldo;职份田&rdo;，此外还有永业田，即便是八品或九品的小官，也有永业田二顷。

此外，则可以领到一份年薪。

即便是养那几百个官员，李世民竟还舍不得由财政出钱，他想出了一个非常古怪的&ldo;公廨钱制度&rdo;，就是对富豪家庭定向征收一笔&ldo;特别财产税&rdo;，以此养官。

早在高祖李渊时期，朝廷就对天下的富商进行了一次资产清查，按资产多少定为三等‐‐后来改成九等，并规定&ldo;每岁一造册，三年一造籍&rdo;。

在把人数基本摸清楚的前提下，到了公元637年（贞观十一年），唐太宗下达诏书，容许长安七十多所衙门，每所可选&ldo;身能估贩、家足资财&rdo;的商人九名，号称&ldo;捉钱令史&rdo;，每人贷予&ldo;公廨钱&rdo;5万钱，用于商业活动，每月纳利息4千钱，一年48万钱，以单利计算，年利率约为百分之一百。

这一政策，相当于让长安城里最有钱的七百个富豪家庭，每年缴纳一笔数目不菲的&ldo;特别税&rdo;。

很可能的情况是，政府贷出的&ldo;公廨钱&rdo;仅仅是名义上的，而缴纳的利息则是真金白银。

这一政策很快在全国各州普遍实行。

为了鼓励商人接受公廨钱制度，唐太宗在全国特别设立了七千个基层官员岗位（&ldo;防阁&rdo;），只要纳满一年，家庭就可以派出一人当官，不过任期只有两年，之后由其他纳税的&ldo;上户&rdo;取代。

公廨钱制度在唐代执行了很久，玄宗初年，年利率降低到70，继而再降到60、50，每笔强迫贷款金额也有降低，被选中的商人所获权益，早期是当官吏，后来则改为免除徭役。

唐太宗发明的这个制度，在后世的学界引起过很大的争议。

褒之者认为，这一制度虽然&ldo;粗糙&rdo;却很直接，政府养活了官员又巧妙地避免了广征税赋。

贬之者则认为，这是对富有家庭的一次强制性的制度盘剥，它虽然比汉武帝的算缗令温和一些，不过本质却是一致的，另外，百分之一百的高利率亦是对全国金融市场的破坏，富户很可能以类似利率放贷给一般平民，从而导致全社会资金流通成本的抬高，当时就有人批评说，其结果是&ldo;富户既免其徭，贫户则受其弊&rdo;。

不管怎样，唐太宗想出的&ldo;公廨钱&rdo;的办法确实起到了高薪养廉的作用，唐初吏治为历代最好。

在军费开支上，李世民的支出也很少，唐朝实行的制度是&ldo;兵在藩镇&rdo;，即由地方财政支出养驻军。

李世民任用将帅执行了&ldo;三不原则&rdo;，即&ldo;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rdo;，以防止他们拥兵坐大。

由此可见，李世民算得上是史上最精明的治国者之一，他让富人出钱养官，让地方出钱养兵，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就变得很少，&ldo;小政府&rdo;因此而生。

关于专营政策的反复与争议

从公元618年开国到742年（唐玄宗天宝年间），唐政权对工商业的宽松政策衍续百余年，其中也颇多反复与争议。

《新唐书》记载一事：公元703年，当时执政的是中国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有关部门要求重新课征关市之税。

一位叫崔融的大臣当即上书制止，洋洋洒洒地提出了&ldo;六不可&rdo;，其核心意思是，若征了关税，必然增加民间负担，阻碍商品交易，最终会造成社会动荡，政府得不偿失。

武则天采纳其意，打消了课征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