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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第2页）

据时为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在《被日寇洗劫的南开大学》一文中回忆：当时学校已放暑假，师生大多已离校，&ldo;7月28日夜间，留守在校舍的有杨石先和我，还有几位职工。

29日凌晨1时，我们听见多处的枪声，拂晓，驻在海光寺的日军开炮了。

第一炮打河北省政府，第二炮打南开大学。

接着就是对南大各建筑连续的炮轰。

&rdo;（《中国现代史料选辑》第5册，上册）。

何以日军面对中国守军的进攻的同时还要拿出精力炮击、轰炸南开校园呢？除了日军华北驻屯军指挥部所居的海光寺，位于南开大学与中学之间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日军需在附近展开火力以保指挥首脑安全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南开大学师生长期积聚的嫉恨。

早在1927年，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赴东北考察时，亲见日本人经营满蒙之精心与野心，&ldo;今东北各省陷于危局，而我国人士能言之、知之者鲜&rdo;，本着&ldo;匹夫有责之义&rdo;，回校后成立了&ldo;满蒙研究会&rdo;（后改名为&ldo;东北研究会&rdo;），组织教授赴东北调查实况，搜集资料证据，开展学术研究，并利用其成果教育民众，提醒军民注意日本人之野心。

1931年&ldo;九一八&rdo;事变后，南开&ldo;东北研究会&rdo;编写了20万言的《东北经济地理》，系统介绍了东北各省的自然资源和人文地理，作为南开大、中学必修课教材，令学生&ldo;加深了解何以东北对祖国是那样重要、神圣&rdo;。

之后南开大学一直作为天津抗日救亡运动中心，与日军、汉奸展开长期或明或暗的斗争，从而播下了日本人仇恨的种子，一旦战争来临，南开首当其冲地置于日军炮火之下，也就不感意外了，南开大学遂成为抗战以来中国第一个罹难的高等学府。

（参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史》，第23页，郭建荣主编，云南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

）

[8]据曾担任过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的陈岱荪说，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南下，并在长沙办临时大学，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我们刚到长沙时住在圣经学校，是教会办的，在长沙西门外。

为什么叫&ldo;长沙临时大学&rdo;，因为在抗战前两年，清华已感到北京这个地方有危险，所以停止建设一座大楼，把这个钱拿出来，在南方找一个根据地，以备后患。

选中了长沙，在岳麓山底下，是乡下，那是个空旷的地方，投资大概30万块的样子，那时30万块钱很值钱。

1937年战争爆发时，那个房子还没盖好，里面没整修，恐怕还得几个月的时间才能用。

在南京，几个校长开会的时候，认为这个地方既然有清华那个底子在那里，几个学校搬到那去，几个月后就可以利用，所以决定搬到长沙。

临时这几个月怎么办呢？就看看长沙有什么房子可以利用。

到长沙一看，有个圣经学校。

因为是打仗，他们人都散了。

当时就说把这个圣经学校给租下来。

圣经学校有两个地方。

一个是主校，就在长沙，另外一个是分校，在衡山底下，叫圣经暑期学校。

夏天他们到那去，可能是嫌长沙太热了。

我们两边都租下了，主要是在长沙西门外。

在长沙只有半年。

到长沙后，文学院是在衡山底下的那个圣经学校，法学院是在长沙，我是在长沙，金岳霖先生等是在衡山，两个地方。

（见王中江《金岳霖其人其学访问记‐‐陈岱荪先生访问记》，载《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刘培育主编，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

）